摘要：贬谪黄州对苏轼而言是人生的一次大挫折，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最高峰，亦是儒、释、佛几种精神力量在他心中纠结得最紧，矛盾冲突最厉害的时期。他在黄州所创作的作品中记录了他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通过他的诗、词作品，可以探求到他贬谪黄州时的心路历程，即“理想破灭，顿觉人生如梦”―“积极求索，始知随遇而安”―“回首想来，终识平生功业”。

关键词：苏轼；黄州；儒释道；心路历程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为作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讪朝廷”之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达贬所黄州，在黄州待了四年多的时间。谪居生活中的苏轼理想无法实现，愤懑无从排遣，积极求索之后转向追求自我的发展、超越和心灵的自由。

一、理想破灭，顿觉人生如梦（元丰三年二月――元丰四年）

被贬黄州，这一人生经历的大转折给苏轼以沉重的打击，对于平时一直想“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海上，扶病入西州”的苏轼而言，梦想无疑已被现实击得粉碎。初到黄州，苏轼贫病交加，“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以为死”，而“诟辱通宵”的狱中生活更使他心灵受到严重的损害。贬谪黄州是苏轼有生以来政治生涯中所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在黄州的第一年（元丰三年）是他思想极端苦闷的

一年。

元丰三年苏轼作了《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世人不知贵也》一诗，表达了他怀才不遇，孤独凄苦之情。

此时落寞沉痛的潜意识相随产生，表现在其作品中则是带

“梦”字的诗作增多：“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一年如一梦”

（《歧亭》之二），“笑劳生一梦”（《醉蓬莱》），“梦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万事回头都是梦”（《南乡子》），“身外傥来都是梦”（《十拍子》）……苏轼自我感到早生华发，理想破灭，人生如梦的虚幻意识明显加强。面对黄州这个“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的蛮荒之地，面对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自离安置之所的束缚，苏轼心中滋味可想而知。贬黄之时，苏轼四十有二，已见人生之秋，贬谪的打击让他一时间无法接受，正如他自言，“看取雪堂坡前，老农夫凄切”。在《菩萨蛮・凤回仙驭云开扇》中，诗人也感叹：

凤回仙驭云开扇，更阑月坠星河转。枕上梦魂惊，晓来疏雨零。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

如果不是身受着巨大的痛苦，相信不会有“人间日似年”的感慨的。此时的诗人倍感人生之多艰，而且时常浮现的“乌台诗案”牢狱之灾也使苏轼惊魂未定，这更使他觉得人生多舛、难测，如梦

一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之贬的苏轼，倍感人生之虚幻不定，难以预料，一切似乎都要归于“空”，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醒来之时，一切“有”皆“无”，正可谓“理想破灭，顿觉人生如梦”。

二、积极求索，始知随遇而安（元丰四年――元丰五年）

“乌台诗案”使苏轼受到了空前严重的政治打击和人生挫折，他开始对社会、人生有了冷静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审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反省自己的人生遭遇，领悟人生。在《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中写道：“嗟余潦倒无归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畏人默坐成痴

钝，问旧经呼半死生。”不惑之年的苏轼慨叹“无归日”，感伤“蹉跎已半生”，此时“心衰面改”的他担心“默坐成痴钝”。他企图将自己从思想的泥淖中解脱出来，可在这种情况下，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遗训已经没办法救苏轼于泥淖之中，而佛、释思想正好能够帮助苏轼来反思社会、人生。

元丰四年，躬耕东坡；元丰五年在东坡筑雪堂，并自号“东坡居士”，这就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晚年“知足保和”思想的推崇，标志着他思想上的巨大变化。此时的苏轼逐渐挣脱了“人生如梦”的思想泥淖，开始了追求身心的自在与轻松，开始为自己寻找苦难之时的精神家园。

在“积极求索”的这段时间里苏轼人生哲学研究报告，佛、释思想成为苏轼心态转变的主要哲学基础，这种思想在苏轼身上起到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贵贱、荣辱、得失视为毫无区别的东西，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另一方面又帮助他比较通达地观察问题，坚持对人

生，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他把老庄安贫自足、返璞归真的思想同儒家独善其身，富贵浮云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精神家园”中寻求人生力量。对自己曾经构建的理想进行彻底的反思，这样，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就这么看似十分矛盾又非常奇妙地统一在苏轼身上。在“求索”的日子里，佛、释思想成为他感情焦躁的润滑剂，三者互为一体，相互映照，形成东坡复杂的心理构建。

三、回首想来，终识平生功业（元丰五年――元丰七年六月）

在茫茫的宇宙和悠悠的岁月中，人生是短促的，苏轼意识到这点后，便从个体的拘役中求得了解放，将有限的生命时光寓于无限的自由和想象之中。他将自己的想法与处世的哲学赋予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对于苏轼而言，此时生活的艰难困苦，处境的险恶莫测，不仅没摧辱其身，反倒成为他领悟人生哲理，焕发精神力量的催化剂。他所表现出的随缘放旷的乐观精神和任性逍遥、心闲意适的生活态度，足以表明苏轼此时已经超越了物质因素与生活形迹的束缚和影响，从思想到行动都达到了委顺自然、随遇而安的境

界。这种深受庄子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万端皆不足介怀的处世哲学，恰恰是苏轼谪居诗淡泊功名利禄，淡化人生苦难的内容倾向的思

想基础。

《定风波》描写苏轼与朋友出游，途中遇雨一事。在这件小事中，他以自己所经历的风险磨难，抒写了他此时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处世态度。

同样，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春季的《西江月》也可以看到一个洒脱的苏轼。“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①只有忘掉利害得失的人才能发现和容纳“乱山攒拥，流水铿然”之美，才能以“醉眼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的姿态去亲近自然。

虽然黄州的生活依然穷困，条件依然艰苦，但因为他用一种旷达的心态处之，便不再以放逐生活为苦，不消沉苏轼人生哲学研究报告，不抱怨，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都能看到生活的光明和美好事物的存在。他亲自垦荒造屋，“筋力殆尽”的劳动并没使他萎缩、厌倦，反而给他带来了从没有体验过的快乐。他自号“东坡居士”，在“儒”与“佛”、“道”的结合中怡然自得。他既不同于“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把田园当成心灵的避难所；也不同于退隐后自称“皈依佛门”“世事从今口不言”的白居易，苏轼以超越现实而又执著于现实的人生态度，既不避世也不避人的处世原则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放达观的自由

人格。

综上可知，“乌台诗案”以及由此引起的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四年中，他的思想及人生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心路历程，笔者通过对苏轼这四年中所作的部分诗词分析得出以上三个阶段，即从“理想破灭，顿觉人生如梦”到“积极求索，始知随遇而安”再到“回首想来，终识平生功业”，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有着旷放达观的自由人格的东坡居士。他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在创作作品时态度比之前任何人都真诚。“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他大大方方地在作品中书写一个文人“自我”，不扭捏地假托一个臆造的人，他以手中之笔为刀，剖析自己的灵魂，这样才得以让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探究出他四年中所经历的曲折的心路历程。

注释：

①苏轼.临皋闲题［M］.北京：中华书局，1981：79.

参考文献：

［1］王水照.苏轼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苏轼词选［M］.陈尔冬，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周茂东.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亭：苏轼的黄州时期与岭南时期创作之比较［J］.武当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5（4）.

［4］巨传友.东坡贬谪诗的意趣及表现特征［J］.枣庄师专学报，2001，18（6）.

［5］范军.苏东坡旷达人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0）.

（作者单位 吉林省吉林市吉林机电工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