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

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他在迷惘的时代，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

他是文化史学之集大成者——钱穆先生。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钱穆：《国史大纲》，《全集》第27册，第19页）。)

——钱穆《国史大纲》

钱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重心，就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他对民族精神进行概括，写道：

“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类，依然不成为一民族；也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而现在已消失无存。这关键在那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

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全集》第29册，第12页）。

概括地说，中华民族精神主要是我们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传统，是一种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推动作用的活的精神力量。钱穆讲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等。

01

人文精神

钱穆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文化成，天下一家；人为本位，道德中心；天人合一，性道合一；心与理一，用由体来。

人文化成，天下一家。钱穆指出：

中国古人，原自有其一套人文和文化之观念和理想。

何谓“人文”?物相杂谓之“文”，人文即指人群相处种种复杂的形相。“物”又指种类言，可见大而至于血统不同、种姓各异之民族并存，亦已包括在中国古人此一人文观念之内。

惟其人群乃由不同种类相杂而成，于是乃求相和相通，乃有所谓“化”。如……男女相和相通，结合为夫妇，即化成了家庭。循此而往，群体日扩，人文日进，全人类相融，即化成为天下。故中国人之“天下”观念，乃由其“家”与“国”之观念融合会通而成……

因此，中国人之人文观，乃由“人”之一观念，直演进到“天下”之一观念，而一以贯之（钱穆：《民族与文化》，《全集》第37册，第5页）。

他说的中国古人的文化观是“有体有用”的，人文是体，各种各色人组成人之文。人既然能在此相异的人文中相安相处，那把这个道理放大，就可以化成天下，所以化成天下就是用，人同人的种种花样是一个自然的体，也是一个文化基础。

从这上面来化成的天下是一个理想世界，是一个人生最高的文化理想。人类相处可以终极完成为一个天下，所谓天下就是天下一家的天下。把“人文精神”理解为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群体本位的精神中国文化的同化率，表达了“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人文”二字指的是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及理想。中国文化的表现与成就都围绕着人文精神做中心，因此中国文化体系能融通合一，莫不围绕此中心而始见其意义与价值。

人为本位，道德中心。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地是一种人道精神、德性精神。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之所以能代替宗教功能，是因为特别重视道德观念。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内本于心性，而外归极之于天。整个人生社会唯一理想的境界就是善，自尽己性以止于至善，是中国人的最高道德信仰，与人善、为善最乐，众善奉行，是中国人的普遍宗教。中国人把一切人道中心都建立在善字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只是在人圈子里尽人道。人道则只是一善字，最高道德也便是至善。因此说，中国的文化精神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 （参见钱穆：《民族与文化》，《全集》第37册，第39页）。

与此相联，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位，中国文化是个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看物质表现，但一切物质表现都得推本归趋于道德。此所谓人本位，以个人为中心，以天下即世界人群为极量。所谓以个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则是以个体修身为基础，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理想。他指出：

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国家与天下。

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社会中做。

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但非个人主义。

此每一单独的个人，要做人，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但亦与集思体主义不同。

要做人，又必须做一有德性之人，又须一身具诸德。

人之处家，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以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在教育意义上（钱穆：《民族与文化》，《全集》第37册，第51页）。

由此得知，中国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精神，而道德精神落脚到每一个体的人，并推扩至家、国、天下，也就是说，通过教化和修养，不同个体在家、国、天下等群体中尽自己的义务，彼此以德相处，终而能达到天下一家的道德理想境界。

钱穆用“天人合一”“性道合一”来概括中国人文精神特质。由天人合一、性道合一可知，中国人文的道德精神特点有三：

第一，内在与外在和合，“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为中心的，主要在求完成一个一个的人。此理想的一个一个的人，配合起来，就成一个理想的社会。所谓人文是外在的，但却是内发的（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全集》第38册，第17页）”

第二，自然与人文和合，中国人认为性即是一自然，一切道从性而生，即自然人文合一。换句话说，天人合一。

第三，道德与宗教和合。中国人文主义植根于中国原始宗教对于天与上帝的信仰，对于天命、天道、天性的虔敬至诚之中，因而这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又具有宗教性。这与西方人文主义是不同的。

02

融合精神

钱穆关于“人文化成天下”的阐释，其实已涵盖了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和合”或“融合”的内容。但在形成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的过程中，“和合”精神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是民族融合。他认为，民族创造出文化，文化又融凝此民族，“其实中国民族常在不断吸收，不断融合，和不断的扩大与更新中。但同时他的主干大流，永远存在，而且极明显的存在中国文化的同化率，并不为他继续不断地所容纳的新流所吞灭或冲散。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这大半要归功于其民族之德性与其文化之内涵”（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全集》第29册，第25页）。

中国古代民族观不以血统而以文化为体，以化成天下为用。中国民族在古代原是多数族系经过长期接触融合而渐趋统一的，迨其统一完成以后，也还依然地有所吸收融合而日趋扩大。

其次是文化融合。他指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深于民族观念的，换言之，即是文化界线深于民族界线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自高自大，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文化虽则由其孤立创造，其四围虽则没有可以为他借镜或取法的相等文化供作参考，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终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不局促于一民族或一国家。换言之，民族界线或国家疆域，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一种宏通的世界意味（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全集》第29册，第157页）。”

中国文化的包纳性、同化力，可以从学习、消化佛学中得到证明。“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全集》第29册，第213―214页）。”中国文化的包纳性与同化力归功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

最后是国民性格的和合性。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和合”的成分大于“分别”的成分。从婚姻、家庭到社会、国家，中国人注重的是“和合”，这由性格决定。“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中国分成两个，然而我们人的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亦都喜欢合。”这种国民性格在历史中也得以显现。

从我们几千年的历史看来，“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喜欢合。我拿西洋历史来看，他们的民族性喜欢分。他们有拉丁、条顿、斯拉夫等几个民族。而我们中国人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亦时见有异民族加入，到今天都同化了，只成为一中国人。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我们所谓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依然有五个民族，但仍要合，不要分，同认为是中国人”（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全集》第40册，第30页。)。这种国民性格的和合性深刻反映了我们民族融合精神的渗透力。

03

历史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有历史感的民族。

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中，中国是一个最爱好、最尊重历史的民族。中国文化的历史精神就是中国五千年一贯而下，一脉相承的精神。纵观人类古代文明，不是中道夭折，就是没有历史观念，未曾留下一部详备的历史。只有中国绵延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全由中国人自己主演。

针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历史文化的浮躁心理和褊狭意识，钱穆指出要对祖国历史怀抱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思想。他在《国史大纲》扉页上指出：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钱穆：《国史大纲》，《全集》第27册，第19页）。)

以上四条是针对五四以降一些人仇古、蔑古、反古风气而发的。他倡导“温情与敬意”的文化心态，对避免民族精神受进一步戕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此，他立志要写一本为当下服务的中国史，如写道：“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

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

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全集》第27册，第29-30页）。”从弘扬中国文化的历史精神出发，他自甘做新国史的“马前卒”。

以史为鉴，钱穆反对以西方史的模式硬套中国史，“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旦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钱穆：《国史大纲》，《全集》第27册，第48页）。又说：“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巧偷窃而得。“

“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之人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一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钱穆：(国史大纲)，(全集)第27册，第57-58页）。”

这与他强调文化、历史的特殊性是一致的，其目的是为民族复兴服务，这种历史观具有很强调的宣传色彩，套用古语经世致用是其治史的最大特色。

钱穆对中国历史光大充满希望，坚信中国文化的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仍来自自身文化系统的内部，如指出：“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钱穆：《国史大纲》，《全集》第27册，第55页）。”

这表明他并不是盲目的守旧者，认为中国文化是随着时代改变的，主张吸收结合世界各国新精神以求变求新。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并把世界文化前途放在中国文化上。他着力重建中国人对民族的情感和对国史的尊重，强调要在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并将其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泉源。作为新国史的马前卒，他用肺腑之言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人文觉醒和新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

钱穆关于中国精神的抉发和历史情感的呼唤，在抗战时期可以说是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强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文化史观是抗战史观，是为抗战宣传服务的。拿着历史当政治讲，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钱穆评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

汪学群/著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时代从钱穆原著出发，详细讨论了他的学术思想史，包括平民阶级觉醒之诸子学、史学为经学显真是之经学、个人自我发现之玄学佛学、大我寻证之理学、以宋学识近世学术之清学，以及求以合之当世之历史学、文化只是人生之文化学，揭示以上诸领域的特色及贡献并为其定位。钱穆，就学科分类讲是史学家，从信仰来说又是新儒家，他是立足于史学梳理传统思想文化的新儒家，也是从儒家视野审视传统思想文化的史学家。简言之，钱穆是史学出身的当代新儒家。

【作者简介】

汪学群，1956年生于北京，198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供职于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著有《钱穆学术思想评传》（1998）、《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2002）、《清初易学》（2004）、《清代思想史论》（2007）、《清代中期易学》（2009）、《中国儒学史·清代卷》（2011）、《明代遗民思想研究》（2012）、《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阳明思想原论》（2017），以及合著多种。编有《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所同仁述往》（2005）、《清代学问的门径》（2009）等。另外在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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