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是一座“国家宝藏”。它曾经繁荣，也历经被侵占、掠夺的伤心，如今的敦煌又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自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守护者为拯救、保护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和艺术奔走呼号，他们前赴后继，让敦煌重获新生，不应被历史遗忘。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藏经洞经卷正式被中国政府接管是在被发现9年后，京城学者尤其是罗振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彼时，敦煌藏经洞的大部分精华已分别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攫取到手，运往伦敦和巴黎。
罗振玉第一次在伯希和处看到“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时，心情尤为复杂，喜的是，尚能从伯希和处影印和传抄部分敦煌资料；恨的是，大部分精华均被伯希和运回法国。当他听说敦煌石室仍存有以佛经为主的8000件卷轴时，真是“惊喜欲狂，如在梦寐”。
为免余经被他人所得，罗振玉利用其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身份，当即请学部发电报致陕甘总督毛庆蕃，托他将剩余卷子全部购送学部。考虑到甘肃贫穷的经济情况，为筹措经费，罗振玉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建议由大学堂出钱购买。刘廷琛以“无此款”推托，罗振玉只好向学部承诺“若大学无款，可由农科节省经费来购，不然，可将我个人俸给（当时罗振玉每月仅领得半薪40元）全部捐出”。学部终于8月20日致电甘肃：“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
一个月后，甘肃方面发回消息，已按要求购得余经，花费3000元。这比学部想象中的金额少了许多，学部决定留住这些敦煌文书，主动承担了运送经卷回京的工作。从敦煌到北京，觊觎藏经洞宝藏的大有人在，政府要求运送回京的行为又进一步证实了敦煌卷子的价值。路途中，地方官绅、军民盗取敦煌残卷的事件时常发生。1910年11月，这批敦煌经卷由学部转交给京师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共18箱。中途流失了多少？不得而知。为防再次被盗和丢失，1911年，佛学家李翊灼应京师图书馆之邀，对比较完整的经卷，按千字文的顺序，以字编号，并对其中2000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1912年，《敦煌石室经卷总目》编撰完成，中国国家图书馆因此成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之一。
1931年，集数年编纂、众人之力而成的《敦煌劫余录》问世，陈寅恪在序言中所题“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不仅呼唤和激发了国人保护敦煌文物的意识，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的愤怒与不满。
收归国有，迎来新时代
1941年中秋节，敦煌莫高窟突然迎来了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正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陪同其参观。两位相差20岁的“大胡子”走过藏经洞和第285窟（华尔纳曾想将该窟壁画全都剥走），面对优美异常、无与伦比的壁画、彩像及无人管理、修缮，日渐荒凉的莫高窟现状，他们既兴奋又焦虑。
当晚，张大千与于右任就莫高窟的价值与保护问题讨论甚酣。张大千建议国家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相关机构管理、保护、搜集、整理、发掘、研究和宣扬敦煌文物艺术。于右任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聘请张大千为院长，可一向闲散惯了的张大千极力推托院长一职，两人对成立敦煌艺术学院倒是达成共识。
敦煌一行结束后，于右任沿河西走廊继续考察，沿途演讲内容大多与敦煌有关。在兰州的欢迎会上，于右任说：“敦煌壁画的笔力、笔势真是优美异常，无与伦比，它是东方民族遗留下来的瑰宝，实在有大力研究、妥善保存的必要。”他的多次呼吁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有了受众及舆论的支持，于右任回到重庆后当即向国民政府呈交正式提案，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
这一提议不久获得通过，但教育部因体制等原因，不便设立学院，而改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时任教育部美术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主要负责筹备工作。
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敦煌是一部国学的伤心史，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到来。从此，常书鸿将其一生都奉献给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人们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76年前的“敦煌热”
在于右任的提议下，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来到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和临摹，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考察团四人王子云、卢善群、雷震、邹道龙均受过中国与西方高等美术教育。与张大千力图恢复原有壁画“匠气”和“火气”不同，他们以如实再现壁画现存陈旧色彩和残破原貌为临摹原则，注重对象的客观现实性，为通过图像进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翔实的形象资料，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初敦煌壁画的现状。
1943年1月，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重庆沙坪坝举办了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场面火爆。开始只设一间展室，后因参观者太多导致展览无法正常进行，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单独展览一星期，共计3万人参观。据《大公报》报道，“观众自早至晚，拥挤异常，六朝绘画陈列室内，观者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
一年后，在重庆举行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将“敦煌热”推向高潮。门票虽然高达50元法币一张，但售票处常排长龙，有时竟长达一里多。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当时27岁，还在国立艺专求学。他第一天去看壁画展没买到票，第二天专门起了个早跑去买票才得以看成。“有人说我是看了那次画展后才被吸引到敦煌来的，事情的确是这样。”段文杰后来回忆道。
壁画保护、修复技术走向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把修复病害壁画作为保护的首要工作，这是我国最早从事石窟及其壁画等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
上世纪50年代，莫高窟的主要照明工具是煤油灯，进洞窟工作只能用汽灯补充光线，主要是考虑油烟会熏坏壁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人员临摹了大量壁画，这些临摹作品到国外展览，轰动了世界。1954年，常书鸿去北京开会，带回一辆文化部发的吉普车，后面还挂着个拖斗，拖斗后面挂着一台3000瓦发电机。可是这辆车三天两头地坏，又缺少国外零件维修，实际上研究所还是靠煤油灯照明。等到研究所真正通电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
1951年，文化部派专家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拟定了长远保护规划，将壁画塑像的修整工作列为重点。在常书鸿的指导下，窦占彪等保护人员采用边沿加固、泥浆粘贴、铆钉加固的方法，对莫高窟几十个高层洞窟的壁画大面积脱落进行了修复加固，有效地保护了大量濒临脱落的壁画。经过60多年时间的检验，证明这种方法对保护壁画是行之有效的。
1962年秋，文化部领导率领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赴敦煌工作。刚从波兰哥白尼大学获得文物保护硕士学位的胡继高作为文化部工作组的成员敦煌是一部国学的伤心史，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攻克壁画修复难题。他首先采用现代高分子材料，并经多次试验，配制了适合修复壁画的浓度配方，并逐步完善了修复技术。此后，这一方法成为我国壁画保护的重要技术。
40余年来，大批人员对以往所用的修复材料、工艺进行了总结，在加强传统修复工艺的研究与传承的基础上，也开始了壁画修复材料选用及性能测试、修复材料对壁画颜料的影响，以及敦煌壁画中胶结材料老化研究等专题研究，使敦煌壁画保护修复材料在现代化、科学化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们还根据各种不同情况，研究开发出多种修复壁画的成套保护工艺。
2009年7月30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组建的第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挂牌。先后承担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有甘肃、新疆、青海、河南、宁夏、西藏、内蒙古、浙江、山西、山东、重庆、河北、北京等十余省、区、市的壁画、彩塑保护、修复等50多项重大保护项目，编制壁画、彩塑保护、修复方案近百项。（李崇寒 王进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