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史念海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新方志编纂事业和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史念海在1949年之后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利用方志文献,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新方志编纂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史念海对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史志关系、方志的性质、新方志的编纂方法、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新方志学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新建议,从而为丰富和发展新方志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史念海；唯物史观；新方志学；方志编纂
史念海(1912—2001),字筱苏,山西省平陆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在沿革地理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史念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研究”，为推动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纵观史念海的学术生涯,其学术成就并不仅局限于历史地理学一个方面,他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同样也作出过重大贡献,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当代中国暨陕西首轮地方志史念海对于中国地方志学科建设及纂修实践的贡献不可低估。”
目前学界已有学者对史念海研究方志学和参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经历进行了记述,对史念海的方志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但是这些记述和总结并不全面,所以对史念海的地方志编纂、研究实践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另外,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全力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奋力开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回顾和总结以往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历程对地方志事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局面的开创具有重要意义。史念海是改革开放后新方志编纂事业和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不仅见证了新方志事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与支持下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以其研究实践为新方志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再次审视史念海的地方志编纂、研究实践,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改革开放后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历程,更有助于为当前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 史念海与方志学有关的经历
史念海最初接触地方志是在20世纪30年代。1934年2月顾颉刚筹组禹贡学会，创办 《禹贡》半月刊。当时还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史念海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两唐书地理志互勘》《西汉侯国考》等文章。由于学术才华出众，史念海引起了顾颉刚的注意。1935年秋末冬初之际,史念海受顾颉刚之邀入住禹贡学会,并经顾颉刚推荐帮助方志学家张国淦搜集资料、起草文稿。在此期间,史念海不仅阅读了大量方志文献,而且还撰写了许多方志提要,每写完一篇提要,张国淦都会亲自替他修改并一一指出修改的道理。就这样,在张国淦的耳濡目染下,史念海逐渐步入方志学的门槛。正如史念海所说:“我自己认为在我襄助张石公张老搜集方志资料和撰写文稿期间,也为我打好从事方志研究工作的基础。”
对史念海来说,跟随张国淦研习方志学的这段时间虽然很重要,但是这段时间并不很长。史念海自言奠定方志学研究基础之后,再次从事方志学研究则是在1981年,中间“耽误竟长达45年”。在这45年当中,史念海虽然没有直接从事方志学研究,但也从未停止过对方志文献的研究和利用。史念海说:“那些岁月中,一些当时我认为重要的方志,譬如不著撰人的《三辅黄图》、宋敏求《长安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有些时候竟成为案头常备的典籍。也可以说诸凡方志,往往不离手边。”这是因为史念海专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而地方志中有大量历史地理学研究所需的珍贵资料,所以这些方志文献才会成为史念海案头的常备典籍。
具体分析史念海研究和利用方志文献研究历史地理学的这45年,可以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顾颉刚对史念海研究和利用方志文献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史念海研究和利用方志文献的指导思想。
1936年年初,史念海受顾颉刚之命起草《中国疆域沿革史》。在顾颉刚的亲自指导下,史念海阅读了大量史志资料,这其中就包括《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多种方志文献。史念海说:“这样的努力苦学,虽说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最大的获益,应该说是奠定我此后治学的基础。迄今数十年中,能够稍有寸进,溯其渊源,都在于此。顾先生这样的指导,我是没齿难忘的。”在这之后不久,因日本侵华战争,北京沦陷,史念海与顾颉刚就此分别。1942年秋,史念海随工作单位国立编译馆迁移至重庆北碚,1943年10月,由顾颉刚担任主编的文史杂志社也迁到北碚。史念海除了编译馆的工作之外,还协助顾颉刚编辑《文史杂志》。史念海与顾颉刚又开始同住一城,工作在一起,因而史念海有机会经常向顾颉刚请益。史念海说:“我有幸能在北京和北碚同顾先生在一块工作,使我得窥学问的门径,是难能可贵的。多少年来,不敢稍事懈怠,以免有负先生教导的盛情。”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顾颉刚对史念海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其中也包含着顾颉刚方志学思想对史念海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顾颉刚在历史地理学、社会史、民族史等研究中十分注重方志材料的搜集、研究和利用,并对方志学的一些相关问题发表过看法。顾颉刚主张要延续自古以来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编纂方志时要对当地进行调查。史念海则主张重视方志的传统精神,编纂方志时要进行实地考察。由是言之,史念海虽然没有在回忆中直接言明顾颉刚方志学思想对他产生的影响,但史念海的方志学思想与顾颉刚的方志学思想确有一脉相承之处。
1949年之后,史念海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念海说:“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更容易说明人地关系的演变”。从史念海著作的参考书目来看,他应该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理论著作,从而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然而,仅具备理论基础是不够的,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地关系演变还需要大量的、长时段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去哪里寻找呢？史念海说:“这就可以从旧方志中了解到。”因此,史念海也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对方志文献的研究和利用上。例如,他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志文献中的有关记载,驳斥了黄土高原不宜大面积种树的谬论。如果说新方志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整理利用地方志、研究地方志、编纂地方志的专门学问的话,那么史念海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新方志学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1980年4月,在中国史学会重建成立大会上，胡乔木号召要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新方志。同年,梁寒冰受命主持筹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1981年7月，史念海应梁寒冰之邀参加了在山西太原举行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这次大会上史念海当选为协会常务理事,并以“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为题做了发言。另外,在此次大会召开的同时,山西省第二次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在太原举行,史念海应邀到会做了题为“方志刍议”的发言。1982年5月,史念海与朱士嘉发起的中国地方志整理编纂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史、朱二人都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同月,在陕西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史念海以“怎样写好地方志”为题发表讲话。1982 年6月,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史念海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时任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元方委托史念海“邀集一些方家,共同起草”《〈陕西通志〉纂修方案》。由史念海组织十几位专家共同拟定的《〈陕西通志〉纂修方案(草案)》在1982年7月召开的陕西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该方案“基本上贯彻了史念海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理念”。1985年,史念海与曹尔琴出版《方志刍议》。该书虽以“刍议”为名,但“篇篇都是铿铿锵锵的宏论”。1987—199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联合选编了一套大型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这套丛书被誉为是“海内外最完整、覆盖面最广、实用性最强的大型方志丛书”。在该丛书选编期间,由史念海与朱士嘉、梁寒冰、傅振伦等15位史志专家所组成的编辑指导委员会对所搜集方志的价值进行了学术审定列举地理方志类史书，保证该套丛书所选方志都是质量上乘之作。1992年9月至1994年9月,来新夏组织开展课题《中日地方史志研究比较研究》，史念海应来新夏之约撰写《再论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一文。此外,因为史念海的方志学理论观点受到史志学界的广泛认可,所以“聘请史先生作顾问、请史先生审阅志稿等事情也接踵而来。特别是不少志书出版之后,邀请史念海先生撰写评论文章的更是越来越多”。
二 史念海的新方志学理论贡献
从史念海与方志学有关的经历来看，他对新方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处于草创时期列举地理方志类史书，一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未问世”。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理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又迫切需要新理论的指导。围绕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编纂新方志及相关理论问题，学界掀起了讨论热潮。“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史志关系、方志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编纂新地方志、如何利用旧志材料为四化建设服务、如何建立方志学学科体系等重要问题”，都是各方面专家广泛热烈讨论的问题。史念海对这些重要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进行过研究，并发表颇具个人见解的心得，为新方志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新思想。
（一）史念海对方志起源和发展的认识。方志学理论在方志编纂实践中产生、发展,方志编纂实践是方志理论的来源和基础,因此研究方志学理论问题就不能不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史念海对这一问题尤为重视,这在他的方志学文章中表现非常明显。几乎史念海的每一篇方志学文章都有对方志起源和发展的回顾,并以此为出发点和依据对新方志编纂及理论问题进行论述。由此可见,方志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在史念海的方志学研究中处于首要位置。
关于方志起源,历来史志学家各有其说,众说纷纭。其中比较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种是方志起源于《禹贡》,一种是方志起源于《周礼》,一种是方志起源于《山海经》。然而,史念海并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说:“以《禹贡》和《周礼》,或者《山海经》为方志渊源,本身就有问题,难以取信于人。”史念海指出:《禹贡》和《山海经》虽然记载了大量地理情况,与地方志记载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但是《禹贡》和《山海经》记载的内容不是现实中的事物,尤其是《山海经》中还记载了怪物,这与地方志记载的都是当世及前代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符。方志之名虽然最早见于《周礼》,但《周礼》中所言的方志是指诸侯国史之类的史书,与后世地方志也并非是一回事。总之,《禹贡》《山海经》《周礼》与地方志虽都有相似之处,但没有实质性的联系,故而方志的起源与这三本书的关系不大。
史念海认为推究方志起源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循名求实,探索其间的相关处和联系处,得出具有说服力的根据,不宜只取相似的名称,强为弥缝”。他依据《后汉书·西域传》中的记载与清人的两汉方志辑本对勘,指出方志含义的明确应该在两汉时期,当时方志的内容和体例也与后世的方志相近。史念海还根据班固在撰写《汉书·地理志》时对方志材料的使用情况进一步指出,方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朱赣的《地理书》……举凡全国的山川、风俗、区域、户口,其书皆有论述,号称详赡。这些都是方志的基本要素,后世的撰述者还往往离不开这些项目”。总之,从名实相符的角度来说,方志的渊源当在两汉时期。
方志自产生以来,增修续补之事从未中断。史念海指出两千年来地方志在编纂体例上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两汉到北宋，这一千多年中方志的体例大体上分两类:一类以记地为主,一类以记人为主；记地是记自然情况，记人是记社会情况。第二个阶段，从北宋中叶开始，记地和记人两种写法混合起来了。第三个阶段，自南宋以后，地方志是按照纪传体正史的体例写的，也就是大体上与二十四史的体例是一样的。
从方志体例的发展变化上来看,方志经历了一个由自然情况、社会情况分记到合记,再到按照正史体例编纂的过程。究其原因,史念海说:“一个都邑的兴起、发展,以至萧条,甚至毁灭,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有时两种原因交错在一起,互为影响,分开人、地来记述就不合适,因此逐渐出现了人、地统一记述的地方志。”又“因为自从记人和述地两者合一之后,记人部分不断增多,述地部分相应显得减少……由于述地部分的逐渐减少,甚至到了只讲沿革的地步,这就和纪传体史籍中的地理志相仿佛了”。所以方志编纂受纪传体正史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史念海对史志关系及方志性质的认识。史志关系是一个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它既可以指方志学与史学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史学对方志学的影响以及方志性质的问题,也可以指在方志编纂中如何把握史体与志体的问题。史念海认为史志关系是方志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且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他预见此问题将会不断地引起讨论。史念海指出,章学诚与戴震之间的史志关系之争是有关史志关系争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他在研究章戴争论的基础上对史志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章学诚和戴震都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方志学家,两人都有丰富的修志经验。从各自的修志实践和认识出发,章学诚认为志属信史,戴震认为修志应以沿革地理为重。可见,章戴之争实质上是对方志性质的争论,即方志是史书还是地理书。史念海认为章学诚和戴震的说法都有偏颇。在探索方志源流演变情况之后,史念海指出,“方志之为书,自两汉以迄唐末,都是以记地为重,也就是所谓的志。元明以后,却以述人为主,这就是所谓的史了。两者相较,前者是本来面目,后者却不免成为变态”。由此观之,“章学诚所说的志属信史,应该和两汉以迄魏晋这一时期无涉的。……如果要确定章学诚所主张的志属信史的时期,那只能指元明以后而言,当然,其肇始还可以上溯到两宋”。戴震主张修志以地理为重本无可厚非,但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这是地理方面应该探究的问题。只注重沿革,就谓已经尽记载前人利用、改造自然的能事,那是一叶障目”。总之,章学诚没有看到方志原本还有重视地理的一面,而戴震对地理问题的理解又比较狭隘,所以章、戴有关史志关系及方志性质的观点都不恰当。
史念海认为现在继续重复章、戴史志关系的争论已无任何意义。因为一个区域的历史情况和地理情况都很重要,不能贬低任何一个方面。“问题的所在乃是如何恰当的安排这两部分的位置。”对此，史念海的观点是：
现在的史志关系,乃是以史贯穿志,这里说的志应该包括自然演变的记载和社会现象的记载。从横的方面看,只是若干不同的现象分别排列。从纵的方面看,则是若干同类的现象联在一起。如此纵横交错,史和志的关系就可以体现出来。换句话说,一部方志中实际上就将若干具体的史,如河流演变史、气候演变史等,如同史书中的纪事本末体,每一现象,无论其为自然的,或者社会的,从头至尾,源源本本,举出规律,交代清楚,这样可以有裨于应用,才可以成为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方志。
史念海认为地方志中的每一项内容应该像史书一样,记载事物的演变情况,并以纪事本末体的方式编纂。从表面看,似乎是史念海主张方志史书说的观点,其实则不然。地方志与地方史是截然不同的,地方史是对一个区域发展过程的叙述,地方志则是对一个区域系统状况和基本面貌的叙述,因此史书的表现形式是纵排,方志的表现形式是横排。然而,一个区域系统状况内的各要素以及基本面貌的各方面自身也有发展演变的过程，所以应该允许以史学的方法对这些要素及方面进行记述。正是因为如此,史念海才主张可以以史贯穿志。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史念海主张可以以史学方法编纂地方志,就认为史念海赞成方志史书说。史念海曾经说过:“一般方志都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兼及人事,几乎是无所不包。近来有人以‘百科全书’称道方志,这个比喻也还算是恰当的。”由此可见,与方志史书说相比,史念海更倾向于认为地方志是有关一个区域的综合性著述。
（三）史念海对如何编纂新方志的认识。史念海说:“当前纂修方志和以前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纂修的。”“新的地方志和旧志最主要的区别就在这里,在有没有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新的方志能不能写好,指导思想是个关键问题。”可见,史念海认为编纂新方志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编纂地方志。在这一点上,史念海的观点与其他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对于如何在新方志编纂中贯彻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史念海与其他学者的意见却不尽相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基于这些马克思主义原理,人们很容易得出新方志的编纂应该摒弃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好人民的革命事迹;应该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写好现代化的科技、工业、商业情况等观点。史念海说:“这些都是同志们容易考虑到的,我不再多说。”在史念海看来,在新方志编纂过程中要贯彻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最主要的有两点内容:一是充分占有材料,反映事物本来面貌；二是探索事物发展规律,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
资料工作是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基础,没有全面、翔实、可靠的资料就不可能编纂出高质量的地方志来。史念海说:“必须十分注重资料搜集。没有丰富的资料,就很难写出好的方志。”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史念海认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要重视利用旧方志中的资料。史念海说:“论方志的肇始,就是从西汉时算起,也有两千多年了。两千年来的撰述迄未间断。积累丰富,说是‘汗牛充栋’,也不为过。所有撰述者自然是以当时人记当时事,都是第一手资料,能够流传到后世,实为难得。现在各方正在撰述新志,可以作为借鉴,所以弥足珍贵。”第二,要重视新资料的挖掘,比如考古文物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而且还可以补正历史。史念海说:“像这种资料是很难得的,是十分珍贵的,应当尽量发掘和利用。过去有许多珍贵的资料往往不被人们重视,损失了不少,非常可惜,今后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和搜集。”第三,要重视实地考察工作。史念海说:“正是由于能够实地考察,才能够多见多闻,能更多了解实际情况。充实记地的具体内容,不仅能够记载有关的地理形象,而且能够说明其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样的演变过程和人们的生产劳动与社会活动的关系。”
编纂新方志要不要探索事物发展规律,史念海与其他学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梁寒冰明确指出,“编修地方志不同于研究历史,不要求探索和论证规律。地方志不同于地方史,它是地方的一种资料全书,而不是‘一方之全史’。按其内涵来说,类似百科全书,又不同于百科全书,它是志体,而不是史体。地方志要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而地域性和资料性则是地方志固有的特性。”由此可见,梁寒冰认为史、志有别,不能用史体编纂地方志,地方志的主要作用是保存资料。然而,史念海的观点正好与梁寒冰相反。如前文所述,史念海认为新方志的编纂可以用史贯穿志,这也是如实反映事物客观面貌的需要。另外,史念海还认为在新方志编纂中探索事物规律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内在要求。史念海说:“只有探索出有关事物演变的规律,方志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现在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撰述的指导,就不应该忽略这一个环节。”“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事物演变规律的科学。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本质联系和必然的趋势。事物演变的规律是无所不在的。推求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和影响,再经过征询文献和实际考察,是可以发现规律的。发现了规律,做出合乎实际的解释,然后再记载到方志里面,这不仅增加了方志的新内容,也使方志的作用更能发挥出来。”由此可见,史念海认为新方志编纂需要探索事物规律是基于他对史志关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而提出的,是他思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编纂新方志的独到见解。另外,在新方志编纂中要探索事物规律也是从借鉴历史地理学发展经验中得出来的结论,有关这一点的内容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四）史念海对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关系的认识和对新方志学发展的思考。地方志内容包罗万象,方志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学科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基于方志学的这一特点,新方志学的发展应该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史念海从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出发,为新方志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想法。
在分析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发展史的基础上,史念海指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是共同发展起来的,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地方志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资料来源；第二,历史地理学者往往也参与地方志的编纂;第三,两者之间经常互为引证。然而,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历史地理学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成了现代化转向,但是新方志学却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此情况下,新方志学的发展应该借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实现自身发展。史念海说:“现在历史地理学既然有了新的发展,方志学似应配合和利用这种趋势,使它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史念海这里所说的历史地理学的新发展是指在突破沿革地理学的范畴之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已经变成了“探索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可见,与以往沿革地理学相比,现代历史地理学将人地关系演变及其规律作为研究方向。方志学在这方面与历史地理学有很大的相似性。旧方志中本来就有大量关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记载,但缺陷是这些现象记载都是没有关联性的资料堆集。“方志学要能像历史地理学这样演变和发展,首先似应不再限于资料堆集,仍仿佛现在的资料汇编,其次似应融合述地、记人两者,探求人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具体来说,新方志学对人地关系的探求需要注意四个方面内容:“一、记载有关的地理现象的演变过程；二、记载有关的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具体经过；三、探索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四、探索这些演变和影响的规律。”这就是说,新方志学不仅要记载一个地区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还要探索该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记载是地方志中原本就有的内容,探索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却是以往地方志很少涉及的内容。从这层意义上说,史念海拓展了新方志学的内容,为新方志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建议。
前文中已经说到,有些学者不同意在新方志的编纂中探索事物规律。不可否认,地方志是一种资料性文献,述而不论是其显著特点之一,地方志编纂可以不用探索事物规律。但是合理、科学地开发和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是编纂新方志的重要目的,而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正如史念海所说:“当前举国上下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方志的纂修也应该为它服务,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理。但如何才能为四化服务?也许说者各有不同。在方志中记载有关事物的演变规律,应该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因为掌握了事物演变的规律,再加以记载,这不仅有助于解释过去已经发生的种种现象,更重要的则是使当前有关工作可以参考利用。”因此新方志的编纂不应该放弃对事物规律的探索。
结 语
“新中国首轮修志在缺乏理论指导和新志编修实践经验的条件下开始起步”,当时方志学界迫切需求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方志编纂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处于永恒发展变化过程之中的,对事物的研究要从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着手,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史念海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研究事物的理论和方法,将方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放在方志学研究的首要位置,在此基础上对史志关系、方志性质、如何编纂新方志、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新方志学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新建议，从而为当时迫切需要新理论指导的方志学界提供了新思想,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新方志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信息采集：孙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