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最自觉最热情地感知并汇入时代大潮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背景下的报告文学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毛泽东的诗句，奇思壮阔，巧妙道出光阴流转，时间飞逝的情形。时光是难以留住的，但时光却非空逝，它会因人类的活动而留下历史的痕迹。中国改革开放40年，弹指一挥间。它以伟大的改变创造在神州大地写下了壮丽的诗篇，再现了中国的盛世华章。这是中国漫长历史的一段美丽瞬间东方文学历史理性，是辉煌灿烂的壮阔历史雕塑，将深刻和形象生动地影响并存在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记忆中。中国的报告文学，以其真实文学的现实观察和书写，始终伴随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脚步，是积极参与这场伟大变革，并真实客观地书写中国故事最直接、最深入和最富有记录表达成果的文体。在回望改革开放40年历史道路的时候，报告文学的经历可以侧影和传递丰富鲜活的历史内容和信息，足以成为见证历史的重要参考。报告文学这种在我看来具有“史志”品格般的个性作为表现，必将因为真实事实书写而进入历史珍藏，也无疑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化成果的可喜收获。

晚月带潮来海上 春风吹雨到人间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此前纷嚷蔓延的中国社会生活突然出现了新的转机。1978年1月，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似乎在不经意间给广大人民传来春的信息。这篇标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因为通过对数学家陈景润真实人生际遇的生动描述，重新树立起知识分子光明的形象，坚定了人们崇尚科学的信心，使人们在迷茫中看见了光明，在无奈中获得了希望，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可以说，当很多人和某些文学作品还在疑惑和哀痛地感受“伤痕”的时候，徐迟的报告文学却已经像惊蛰节气一样，给人们带来温暖和结束冬眠开始苏醒萌发的消息。

《哥德巴赫猜想》之后，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依傍田野的小屋》、柯岩的《奇异的书简》、孟晓云的《胡杨泪》等很多作品，分别用不同真实知识人物的不幸命运故事，书写了他们对祖国、对科学的信仰。这个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的春天”到来时的激越书写，是报告文学突然以独特个性魅力向读者展示自己的新的开始。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真实动情的诉说，鼓励和引发了很多作家的广泛社会思考，看到了报告文学这种具有独特表达方式的现实力量。一时间，回望和反思此前社会人生情形的报告文学迅猛发展，成为大潮，成为当时备受社会读者关注的重要文学现象。像理由动情书写美术家袁运生曲折苦难命运的《痴情》，陈祖芬书写科学家历尽苦难、对祖国忠诚不变的《祖国高于一切》，陨落的《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等，一次次引起了社会震动。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切实为回望来路提供了许多事实参照，为推动全民开始酝酿的社会反思、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潮流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或者说，这些报告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社会反思和寻求拨乱反正、追求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部分。

文学作品，当然是一种用艺术表现社会生活的产物。但是文学作品如果没有勇气和力量面对参与社会严峻现实的矛盾和改变进程，只是花拳绣腿式的表演，就是软弱无力的表现。报告文学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推进和改变的时候，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怀抱追求文明的理想，在传达和传递民众情绪愿望、诉求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可贵的启蒙和引领作用。报告文学不负民众的期待和文学应有的历史责任精神，努力表现出自己个性的声音和大义行动的情形，以至今天，再回想起报告文学当时引发的社会关注力度及对人们的震撼场景时，依然十分令人感慨和激动！

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

40年来，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如同在大地上辛勤耕耘的农夫，在不顾风雨地付出汗水努力劳动和收获着。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激情呐喊和有力的冲刺局面，当改革的大船有了新的方向并有新的启动之后，报告文学作家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需要，便主动调整创作行动。报告文学作家们再次感受风气之先，迅速活跃于社会生活开始变革的前沿。于是，一个围绕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活动而开展的报告文学创作热潮到来了。柯岩的《船长》、程树榛的《励精图治》、理由的《南方大厦》《希望在人间》、李士非的《热血男儿》、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乔迈的《三门李轶闻》、李準的《一个“精灵”》、黄宗英的《小木屋》《八面来风》、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百万大裁军》、王宏甲的《无极之路》、贾宏图的《冰点的解冻》、蒋巍的《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王兆军的《原野在呼唤》、江永红和钱钢的《奔涌的潮头》、祖慰的《转型人》、雷铎的《世界第X特区——深圳》、邢军纪和曹岩的《商战在郑州》以及《艰难的起飞》《中国的回声》《步鑫生现象的反思》《开拓者》《路的呼喊》《南通虎》《侨乡步兵师》等等,描绘在农村城市和各个生活环境中的重大改革新颖局面的作品出现了。从“分田分地真忙”的乡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到令人感到陌生、好奇的特区开发，在都市的商场和部队的军营，到处都处在新的改变之中。报告文学激情的感受和书写，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大地上滚滚火热的变革热潮。

像柯岩笔下被称为“邓小平”式船长的贝汉廷的对外展示开拓，像李士非笔下的深圳蛇口工业区开拓者、“热血男儿”袁庚的超凡表现，像理由笔下的使人看到改革希望的北京电视机厂的黄宗汉，像袁厚春作品书写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等人物，像黄宗英作品中为在西藏建一个林业科学研究观测站奔走的徐凤翔，像贾宏图真实生动地描述中苏关系解冻和边境民间贸易活跃情形的内容等，都是改革之风吹拂中国大地的春潮涌动。这些肩负着时代开拓精神行动的人物、故事，是全新的时代精神和形象榜样，被报告文学作品关注和表现着，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给正在展开的社会改革很大的促进。

追踪社会生活的现实风景，是报告文学吸收了新闻的敏锐洞察、事实真实及文学的生动形象特点的表达手段。新闻因为急速、简洁、短小而不能过多顾及很多真实社会人生内容，小说等文体又因为在虚构基础上创作而不会直接表现很多事实的真实对象，报告文学在两者之间成功地开辟出自己的活动天地，成为一种当今时代最具有社会观察和选择思考行动能力，并有强盛生命力的新型文体。报告文学的出现，为文学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便利，也为文学在社会生活的变革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文学的价值地位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报告文学是最先和最自觉热情地感知并将自己汇入中国社会改革大潮的文学，引领着文学健康向上的方向。

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

报告文学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进行的精彩演出，一直都没有停歇，而且还变换不同的角度和表现方式增强着。被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类型的作品的大量出现，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文学现象。这种以善于发现、勇于面对社会复杂矛盾和各种问题为特点的作品东方文学历史理性，是报告文学对此前在《人妖之间》等作品中曾经存在，并很被读者看重的审视批判风格的继承和有效延伸，是在现实社会生活局面的观察思考中的主动再出发。当然，它也是在社会改革内容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会遭遇和面对的。像赵瑜的《中国的要害》《强国梦》、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元旦的震荡》、张敏的《神圣忧思录》、胡平和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第二渠道》、麦天枢的《爱河横流》《西部在移民》、胡平的《秋天的变奏》、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霍达的《万家忧乐》、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录》、马役军的《婚姻大世界》《黄土地，黑土地》、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陶铠等人的《走出现代迷信》、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白描的《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马未都的《人工大流产》、张雅文的《走过伤心地》、梅洁的《大血脉之忧思》、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曲兰的《老年悲歌》等等，作品数量如汹涌的浪潮，几乎遍及当时中国各个报刊版面、出版单位。这些作品，将感知社会的触角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发现问题中开动个性思考和表达，依旧显示了报告文学作家关注社会生活的理性自觉态度，也将积极进取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作风进一步强化。

赵瑜的《中国的要害》，面对的是晋东南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拥堵带来的商品运输流动及人的生存艰辛情形，但却以“中国的要害”冠名。这就清楚地说明，在作家看来，交通只是中国当时面临要害问题的一个表现。其实在不少方面，道路狭窄、无序、拥堵和伤害等情形，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直视要害存在的积极延长思维方式，对此前多为直观、单一和静止的描述肯定表达是一种改变，作家的主观参与成分得到很大加强。这种“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在教育、体育、商业、国防、婚姻、卫生、环境、分配、就业等等社会民生领域展开，非常现实和直接地参与、评判各种现象的是非得失及后果表现，不少甚至延伸到体制层面进行考量，提出积极的改变意见。这些作品，是在社会改革深入之后的能动关切，将报告文学在融合到复杂纷纭的现实改革进程中寻求发挥的优秀成果。例如赵瑜的《强国梦》以及他后来的《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就是在发现和指正中国体育运动多年来，理解体育精神存在偏差，忽略群众体育运动目标和设施建设，过多追求政治效果而方向政策和手段出现怪诞走偏的现象。而像张敏《神圣忧思录》着眼教育现状，对于狭隘功利的教育目标和一味强化应试教育、严重伤害儿童天真童稚年华导致教育领域乱象丛生、危机严重的局面，像理由从一场足球比赛失败而引发骚乱的现象，敏锐地探析社会情绪浮躁、价值规则失衡导致的危险苗头，像徐刚在《伐木者，醒来！》里，热情地赞美视自己行为如“狗”般保护森林的人们，深情地呼吁保护森林，保护绿色，维护环境生态平衡，像陶铠等人的《走出现代迷信》，通过对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进程情景的回顾与阐述，再次强调坚持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风的根本原则，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性等等。无不在超越现象中，表达一种渴望改变和接近理想的追求。

报告文学这种专注在社会现实生活观察，并善于从矛盾问题出发思考的创作现象，似乎巧妙地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有一种内在的契合。由此，报告文学开始在关注独特单个事件、人物的同时，进入了更广、更深、更厚重的题材领域。报告文学不再单纯是人们习惯认为的“轻骑兵”“匕首投枪”，而已经是战略部队，是导弹、核潜艇等这样的重武器了。很多着眼于全局全景观察，调动综合分析思维关注生活现象的报告文学，应运而生。钱钢的《海葬》《唐山大地震》、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大国之魂》《黄河殇》、麦天枢和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胡平的《美丽与悲怆》《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战争状态》、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梅洁的《山苍苍，水茫茫》《西部的倾诉》、金辉的《恸问苍冥》、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王宏甲的《智慧风暴》《教育的良心》、何建明的《根本利益》《落泪是金》、沙林的《不能缺失的心》、袁敏的《我所经历的1976》、张向持的《圣殿》、彭晓玲的《空巢》、艾平的《一个记者的长征》、白雪的《当你老了》等等作品，依旧在发现和审视社会问题的思维轨道上运行着。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像黄宗英、赵瑜、徐刚、何建明、杨晓升等作家的作品，都先后实际影响促进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改革进程，催生了某些科技、体育、环保、教育政策法规的出台，推动了这些领域的体制改革，在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马克思说：“哲学家从来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造世界。”这种“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在努力接触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针对，有智慧，有情怀，有力度，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深入地参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报告文学创作，如果作家对社会生活缺乏强烈的认识和改造欲望，总是在一种认可接受的范围层面表达，就很难有对社会生活的解释推动能力，也很难表现出作家作品的个性和意义、价值来。

春秋多佳日 登高赋新诗

报告文学这种同现实社会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文体，其创作的脚步和表现，一定是与社会生活本身的步调接近一致的。但优秀的作品，一定不是简单的尾随，不是机械的呈现，而是机智的选择和引领般的述说。当改革开始给人们带来喜悦的情形被柯岩、李延国等人的作品生动描述后，生活中因为改革发展必须跨越和调整改变的许多新问题，就被赵瑜、徐刚、何建明等很多作家提出并努力寻求解决着。社会生活就是这样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发展中存在着。在经历了一段喜悦、纠结和等待之后，中国社会生活深层改革带来的变化开始更多显现，很多令人欣喜的开始、更新和成果逐步表现出来了。报告文学就像社会生活大地上生长的茁壮根苗，非常自然地追随着大地的气温环境，开始了新的成长勃发，继而开花结果。一个充满生机和不断迎来丰收硕果的局面出现了。

像杨守松的《昆山之路》《苏州“老乡”》、李存葆和王光明的《大王魂》《沂蒙九章》、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中国863》、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徐剑的《东方哈达》《大国重器》、李春雷的《宝山》《木棉花开》、吕雷和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倪振良的《深圳传奇》、张胜友的《风帆起珠江》、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让百姓做主》（与李英合作）、萧亦农的《毛乌素的绿色传奇》、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国家行动》《江边中国》《国家》、陈启文的《命脉》《共和国粮食报告》《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莫伸的《一号文件》、李青松的《薇甘菊》《无人机》、秦岭的《在水一方》、王宏甲和刘建的《休息的革命》《农民》《道路》、李春雷的《我的中国梦》、长江的《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回眸》、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许晨的《第四极》、王雄的《中国速度》、兰宁远的《神舟天路》、赵雁的《中国飞天梦》、王鸿鹏和马娜的《中国机器人》、陈廷一的《中国之蒿》、李英的《第三种权力》、沙志亮的《刀尖上的舞者》、杨文学的《信仰无价》、彭雁华的《阳光大姐的故事》、李万军的《因为信仰》等很多直接书写改革开放前沿故事人物的作品，几乎覆盖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真实地书写讲述着这里深刻的改变情形。这些涉及到农村城市和很多重大工程建设、科学创造辉煌成就及国家方方面面内容的激情报告，无不是对现实中国变化发展的及时观察和描绘，是报告文学作家对生活的热情拥抱，也是报告文学在面对火热的社会生活，面对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成果时的用心书写和真实记录。这里有真实生动的中国精神、中国性格、中国故事，有动态的中国生命脉息表现，是切实的中国风景和中国形象描绘。

40年来，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方向和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坚定地同时代和现实生活相呼应、同频共振，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到社会生活的焦点和大事上。在某些文体创作走向逼仄和衰落，走向无趣和浮浅甚至颓废，和当今社会生活严重脱节，和读者关注焦点错位和游离时，甚至在有人偏颇地预言报告文学即将会消亡的时候，报告文学的性格方向没有动摇。想想那时，一些在西方已经是接近手艺般的钻牛角尖的所谓这个流、那个派、这个那个主义、张家先锋、李家魔幻等等的花活手段，统统地被我们的一些作家膜拜和生吞活剥地拿来简单地模仿、强行地套用，结果使很多作家成了邯郸学步式的求学人物，把自家的本事、传统放置一旁冷落着，别人的一套也未学来，陷于尴尬的境地。作家在挖空心思地经营自己的所谓“个性立场”“独特评判”“叙述圈套”“奇妙结构”“魔幻叙述”“神秘语调”，可别人读不懂，将本来是容易走向大众的小说、诗歌作品弄成了泄愤猎奇、怪异模糊的对象，连教授都看不明白的文字陈列，难道就是现代、先锋的艺术吗？文学被称为艺术，自然是需要艺术的才能和技巧，但是，艺术技巧却绝不应是单纯的目的。没有社会文化蕴涵和客观公正的思想立场，只是纯粹艺术技巧的卖弄，陷入纯形式主义的圈套，也是缺乏生命力和实际意义的。报告文学创作，没有陷入进机械膜拜和形式主义的风潮中去，而是凭借自立和作为成就了自己的江山。

报告文学在40年的创作过程中，既不缺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也不缺席所有的不幸和灾难救助现场，勇敢地担负起道义和行动的重担。2003年的“非典”灾难发生后，举国震惊。危机关头，报告文学作家没有退缩，勇敢地走到防治救灾的第一线，真实记录和书写了当时紧急和恐惧的情景，书写了很多个性化的勇敢无私的医务抢救战线的故事、人物。像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徐刚的《国难》、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王宏甲的《非典启示录》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2008年春天，中国南方遭受严重冰雪灾害、5月12日汶川又发生巨大地震灾难时，还是报告文学作家急赴灾难现场，真实动情地描绘艰难的救灾情景和感人至深的精神情感故事。像徐剑的《冰冷血热》、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何建明的《生命第一》、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关仁山的《感天动地》、朱玉的《巨灾对阵中国》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来自灾难现场的真实文学报告，用文学的书写记录灾难，也在灾难中见证人物生命获得与付出的动人情形，将无私崇高和勇敢深情的精神价值表达，一次次地推向高潮。这些作品代表的是国家情怀，是人性的崇高，是无私奉献的赞美诗，因独特真实的对象记录而珍贵，也因作家对历史事件现场的及时的面对、书写而价值永久。

作为一种个性的文体写作，报告文学免不了要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甚至支配，这是这种文学的社会生活关系属性所决定的。但是，报告文学写作同样尊重作家的题材选择和内容表达。几十年来陆续出现了很多用报告文学的方式表达历史现实重大矛盾对象，社会生活事件人物的优秀作品，使报告文学的丰富和丰盈、浑厚的特点得到了很好体现。例如郭晓晔的《东方大审判》《孤独的天空》、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抗日战争》、程童一等人的《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孙大光的《中国申奥亲历记》、岳南的《南渡北归》、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舒云的《噩梦九一三》、张锐锋的《鼎立南极》、王旭烽的《家国书》、杨黎光的《大国商帮》、王若冰的《渭河传》、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黄传会的《中国海军：1949-1955》、徐锦庚的《台儿庄涅槃》、任林举的《粮道》、铁流和徐锦庚的《国家记忆》、梅洁的《大江北去》、丰收的《西长城》、高洪雷的《大写西域》、李延国和李庆华的《根据地》、高建国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曹岩的《极度威胁》、周艳丽的《中国棉》、李发锁的《围困长春》、丁晓平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邢小俊的《拂挲大地》等等描述不同重大历史现实人物的作品；还有像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钱纲的《核火》、徐刚的《黄河万里独行客》、邢军纪的《最后的大师》、傅宁军《悲鸿生命》、王旭烽的《主义之花》、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余艳的《板仓绝唱》、高艳国和赵方新的《中国老兵安魂曲》、张子影的《试飞英雄》、刘国强的《祖国至上》、罗胸怀的《山河在上》等等，描述各个不同个性人物在信仰、事业和人生中繁复经历、情形的作品，都以各自真实精彩的内容表达而深受读者喜欢、感动和看重。这些作品，多彩多姿，个性厚重而绚烂，是报告文学领域中被我称为是中国文学“隆起的大山”“大国重器”的重要构成。

早在1982年的时候，著名诗人、文学理论家、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光年先生，在谈到中国的报告文学的时候，曾评价报告文学“由附庸蔚为大国”，成为中国文学家族中独立存在的重要文体成员。40年来，中国的报告文学伴世生长、驭风而行，不断坚定自己的中国立场和文明目标，在深入现实的社会人生中观察、发现、思考和文学表达过程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风格和坚定的使命责任担当精神。这些更多直接呼应着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生活的作品，这些深入到社会历史和不同人物生命表现及精神情感世界的作品，是伴随真实社会生活发展进程的观察和思考表达记录，其本身也已经成为中国40年历史生活的重要一环。她在中国社会伟大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精彩地讲述中国现实故事中的杰出表现，已经是被人们充分认可的文学重大贡献。虽然报告文学还存在着不少的遗憾，还有需要不断提高和改进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在回望40年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成就的时候，报告文学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