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事实上，无论从《周易》文本的性质、从其所遵循的“天人合一”的运行规则还是从哲学文化的意蕴上来看，《周易》皆具有典型的管理学特征。

作为大道之源、六经之首的《周易》，其思想可谓驳杂而宏阔!《系辞》中所谓“《易》为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概括也许对《周易》思想之博大做了很好的说明。既然“易道”充盈天地间，那么它势必要涵盖人间一切的学问。更何况，《周易》乃是由独特的符号体系所构成——冯友兰先生认为周易的八卦符号是个X——符号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开放性的特点，这势必导致人们对《周易》解读、诠释的丰富性、多义性。

因此之故，人们对《周易》的研究亦呈现出多样性，如不少学者从筮法、史学、伦理学、哲学、思维学乃至军事学等角度对之展开研究。今笔者不避粗浅，试图从管理学的维度①对《周易》所蕴含的“X”做一“填充”，以拓展《周易》的研究维度，并期望给当代管理思想以有益的启示。

一、作为管理学的《周易》

在阐发《周易》的管理思想之前，有必要追问《周易》的“管理学性质”——假若《周易》本与管理不相干，那么所谓“周易的管理学解读”不过是笔者的一厢情愿——无疑，独断论的解读不但缺乏说服力，反而有附会的嫌疑。因此，探讨《周易》的“管理学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以笔者拙见，可从三个层面对其“管理学性质”进行考量。

(一)从卜筮的身份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客观地讲，《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无论从其符号的构成方式还是从卦爻辞的记载来看，这一点都不容质疑。我们知道，《周易》的主体部分(即经文部分)由象和辞构成，“象”指的是通过一定的衍算方式所得的卦象，而“辞”(卦爻辞)则是对卦象所下的断语。“所谓断语就是结论，多用吉凶、悔吝利与不利等辞，取象和断语是因果关系。”[1]65无疑，这种通过“象”推断事物“吉、凶、悔、吝”的方式表明《周易》乃是卜筮之书。《周易·系辞》中还专门介绍了筮的方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2]369

此外，古代经典的各种记载和论述亦表明《周易》本质乃为卜筮之书，如《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筮人掌《三易》”，等等。《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筮人掌《三易》之法的目的，在于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尚书》)。《左传》、《国语》有关以周易卜筮的记载有22次之多，此皆雄辩地表明《周易》的卜筮性质。

对于作为卜筮之术的《周易》，人们惯常以神秘、迷信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之，似乎古人将自身未知的命运交付于神秘的天命，而无任何自主性可言。事实则相反易经的大衍筮法，透过这种神秘之术的表象，我们恰恰看到古人不甘现状、不甘命运摆布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试图通过预测未来的方式，恰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生产秩序，使之向着既定的目标发展——显然，此与西方管理学的目标管理有“类同”之处。从这个角度而言，卜筮的目的乃是趋利避害，通过人对未来的目标管理——对有利的目标(预测)设法达成，对悔、凶的目标设法避免——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这种通过预测、制定规划以求达到既定目标的过程，无疑表明《周易》具有显著的管理学特征。

不仅如此，古代统治者更是将《周易》卜筮视为参与管理国家的重要理论工具，汉代尤其如此。京房在《京氏易传》中曾有专门论述：“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论，而明王道。”由此可知，古代决策者利用《周易》卜筮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来推广自己的决策。关于这种论述，余敦康、林忠军两位先生皆有宏论，此不赘述。

(二)从“天人之学”的机制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即便我们从“天人之学”的角度解读《周易》，亦能品出《周易》的管理学韵味。《周易》可谓中国最古老的“天人之学”，这种“天人之学”的理论基础有三：观物取象、相似理论、感应原则。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第29卷第1期郭继民，等：《周易》管理思想探微1.观物取象

此乃《周易》建立的基石，它试图按照某种模式在人、天之间建立“描摹式”的图式关系。《周易·系辞》对此“观物取象”至少有三处论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2]356——此言观物取象的目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386——此言观物取象的原则;“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言观物取象的缘起。

2.相似原则

“相似原则”建立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之上。所谓相似原则，是指《周易》以事物的阴阳属性为主要依据，按照其属性将万物归结到八类不同的卦象(符号)中去，即乾、坤、坎、离、震、兑、艮、巽。关于八卦的属性，《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2]433于是，通过“相似原则”，万物被“抽象”为八卦所融摄的符号体系之内。

3.感应原则

感应原则，乃《周易》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原则。对筮者而言，乃是其经过多次运用符号之间的演算关系而获得的一种神奇“感应”力量。不过就《系辞》所传达的信息来看，它更多地表达出“天人一体”的全息性原则，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故”[2]376，即然。 西方的管理学中的科学学派主张，在管理时为了减少各种人为的因素，应该依靠一套决策程序，建立数学模型以增加管理的科学性。若悉心分析“天人之学”的运行机制，当知，《周易》同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演算、决策的机制。“观物取象”可谓对管理对象的认知和抽象;“相似原则”则是对管理对象进行分类并建立模型;“感应原则”则是科学管理所要达成的目标。古人相信，通过这种运行机制，可以更好地进行“目标管理”。

(三)从文化哲学看《周易》的管理学性质

如果说在春秋以前，《周易》纯粹作为卜筮之书存在，那么经孔子进行传授、整理以后，《周易》已发生了人文学的转向，其人文思想主要体现在《易传》之中。及至两汉，《周易》与《尚书》、《春秋》、《诗经》、《礼经》并称“五经”，且《周易》位居“五经”之首，成为儒家治国安邦的重要经典。治国安邦，当然是管理，而且是“大管理”，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因蕴涵丰富而深奥的哲学而为历代决策者所深爱。且不言自古至今专门治易者有三千余家，即便《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经典史学著作，乃至《淮南子》、《白虎通》、《春秋繁露》、《盐铁论》、《说苑》等中国一流经典著作也多以《周易》为基础，并藉此阐发管理国家的理论。时至今日，邻邦日本亦将《周易》视为高等管理人员的必读科目——《周易》的管理学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伴随着两汉对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周易》亦成为自汉以降历代统治者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对此，林忠军先生曾总结道：“《周易》是选拔古代优秀管理者的重要尺度。”[此亦为《周易》具有管理学身份的一大明证。

二、《周易》管理思想举要

我们说《周易》具有“管理学的品质”，实则在于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不过，在探讨《周易》管理思想之前，首先要明确“管理”的定义。“管理”的定义相当宽泛，可谓见仁见智，即便具有丰富管理思想的现代西方学者亦无定论：强调决策者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强调工作任务者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多个人来协调其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强调管理者领导艺术者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关于管理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关于管理的“主干脉络”却大致类同——管理，无非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措施(计划、组织、控制、激励)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成组织(既定)目标的过程”。

正如上文所述，具有卜筮性质的《周易》更倾向于“目标管理”，当然这个目标包含个体主观的需求——更多的是指通过“占卜”(即通过天人关系的感通)得来的“结果”，也许称之为“目的管理”更为恰切。这种“预测未来目标”的行为实质上就是现代管理学中的计划、决策行为。更可贵的是，《周易》绝非要人们局限于既定的“目标”(凶、悔、吝等不好的命运)，而是希望人们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趋利避害，让事态向着主体所希冀的目标发展。

这里的“措施和行动”，指的就是《周易》中对人、财物的管理，其中还包括管理方法与模式的应用。本文试图从上述三方面挖掘周易所包含的管理思想。

(一)《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的管理思想”

人是管理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系辞》所言，“何以聚人曰财”，即表明《周易》对人的重视。《周易》认为，善于识人、知人、用人、利人乃是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

1.识人

识人，是用人的基础。如果看错人、用错人，则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系辞》中对识人有着精辟的论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诎。”[2]424今天看来易经的大衍筮法，似乎是经验之谈，但却体现了古人识人的策略，更体现了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交人

“识人”是用人的基础，而“交人”则是用人的根据。因为在管理中，即使了解到某人德才兼备，然而若用其人，必须先进行礼贤下士的“结交”，譬如刘备三顾茅庐，韩信月下追萧何，文王拜子牙等等，皆为“交心”之范例。若无任何沟通，他人将难以为己所用。对此，《系辞》云：“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只有在以诚待人、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决策者才能向他人提出要求，并使之为我所用。

3.用人

俗语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当用其长，更要“当位”。“当位”乃《周易》中的术语，指阴阳爻所处的位置，一般而言，阴爻处阴位(二、四、六)，阳爻处阳位(一、三、五)，即为当位。同样，利用人才，应“人尽其才”，方式当位，否则将造成严重后果。正如《周易·系辞》所云：“德薄而位尊，知少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2]404决策者不可不察，尤其是家族企业，裙带关系多的企业在用人问题上更要慎之又慎。

4.同人

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须上下同心，形成团队精神，方可达成既定的目标。《周易》中有“同人”之卦(天火同人)，尤其重视团队精神，其卦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意即与人志同道合，以天下为公。唯有上下齐心，志同道合，事业方可大成，预期目标方可实现。故尔，《系辞》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同心”既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更是管理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5.利人

利人，意即以利益鼓励人，可看做现代管理的激励制度。《乾卦·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对于“利”，孔颖达言：“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4] “利”就是使所属各部分各得其利，各得其之所宜。这既理所当然地指向对被管理者利益的关怀，以使人安，同时也可以视为一种激励制度。《周易·系辞》所谓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之言，无疑乃是对决策者的极高要求。

(二)《周易》蕴含着精辟的“关于物的管理思想”

《周易》对(财)物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物尽其用”的“当位”理念、节约原则和“知几”的细节管理思想等。

1.“物尽其用”

“物尽其用”同“人尽其才”相对应，主要讨论“当位”原则。物的当位原则，是指物的价值与其所处的“位置”(地位)有关。茅草本为极其普通之物，然而在举行祭祀大礼时，茅草的价值就非同寻常。《大过》卦云：“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即言，祭祀时用白茅衬垫祭品，必然没有过失。孔子对此进行引申：“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2]365孔子认为，假设没有茅草，只要怀着慎重恭敬之心对待祭祀，也是可以的。但这里，孔子对“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的思想实则凸显了“当位”的思想，物本无所谓有用、无用之分，只要当时、当位，则即使轻微如茅草之物也可有大用。既然物皆有用，就不存在弃物，而在于如何用。无疑，这种对物的态度在管理学上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2.节俭原则

同“当位”原则相联系，则是对(财)物的节俭理念——既然物无弃物，那么对于物应该采取节俭原则。更何况，在古人看来，“节俭”乃是天道的体现。《节》卦彖辞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很明显，《周易》借天道以明人道，提出管理国家的大原则，在于节俭。《节》卦爻辞六三亦曰：“不节俭，则嗟若，无咎。”其意为，不节俭则贫困，处贫困则知悔过，若节俭则可以无灾难：进一步强调了节俭的作用。“节俭”意识不仅是一种美德，同时也是一种管理理念。善于管理者无不倡导节俭理念，中国知名大企业如鞍钢、大庆、一汽、二汽、首钢、攀钢等大型骨干企业，无不倡导勤劳节俭的企业文化理念。

3.细节管理

当代管理思想尤其重视细节管理。确实，某种意义上，“细节决定成败”。《周易》尤其重视细节的作用，《系辞》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2]405细节在《周易》中又称之为“几”。“几”指苗头、征兆。《周易》强调“知几”、“研几”的细节功夫。知几，就是善于从细微、细节处看出事物发展的端倪，从而避免事物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研几”则是指善于研究事物的细节、精微处，以此提高管理者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知几、研几的功夫相当艰深，只有不断深入事物(过程)的细微处，不断地观察、分析、反思，方可领会事物发展的微妙处。然而，一旦拥有了“知几”的火眼金睛，管理事业则可运行于掌，恰如《系辞》所云：“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2]376

(三)《周易》亦涉及到“管理方法与管理模式”的内容

《周易》所涉及的管理方法和模式，主要可概括为过程管理、模型管理。当然，二者皆建基于目标管理的格局之下。

1.过程管理

正如上文所言，从卜筮的性质来看，《周易》所彰显的管理思想固然更贴近“目标管理”，然而，就围绕着既定目标之达成而言，《周易》又蕴含着过程管理的思想。

《周易》的过程管理，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心理控制”和“事件控制”。

“心理控制”的对象是人。在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尤其是人的意志、情感等心理状态将随着事物的波动而产生或悲观、浮躁、厌倦的情绪，或盲目乐观、目空一切的骄傲情绪。现代管理学将这种对人情绪的调控，称之为管理心理学。《周易》尤其重视对人的心理管理和调控，通过强调事物的变动不居，告诫人们须有居安思危的意识，须“得意不忘形”，如《泰》卦本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最佳状态，然而其上六预示这种良好的状态不能长久：“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同时，《周易》还激励人们在危难之际不要丢掉理想、信念与希望，《否》卦即如此。《否》卦本为不祥之卦，然而其结局却如《否》卦上九爻辞所谓的“倾否，先否，后喜”。《泰》《否》两卦昭示人们，在创业的过程中，要抱有坚定的信念与中和的心态，不因物喜、不因物悲，应像《随》卦那样，在创业的'整个过程中，践行随和、随时和追随正道的原则，既保持正道直行的韧性与随和的心态，又能适时而变，不改初衷。

“事件控制”的对象指的是事件本身。由于事物的发展处于动态的过程中，甚至处于不可预料的态势下，在此情势下，人们应当如何对事件本身进行控制呢?《周易》的指导思想是：因时而变，趣时而革。《蛊》、《革》两卦明晰，《蛊》卦认为，面对事件中的疲敝现象，必须坚定信心，积极治理，把由乱到治到乱的必然性和治蛊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推动新局面的出现;《革》卦则认为“天地革而四时成”，要及时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顺应自然规律，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大胆变革，以促进事物向希冀的目标发展。

事实上，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序也可以看做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监管和控制，乾坤乃创业之始，而创业过程则由艰难之《屯》卦出发，逐渐强盛，然其发展过程并非直线式的，而是依无平不陂、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的螺旋线方式演进。六十四卦最终以《未济》终结，极具深意：它预示圣人追求的“举而错之于天下之民谓”的事业乃是无穷尽的“大业”，与起始之《乾》卦所寓意的自强不息遥相呼应。悉心体悟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及其大义，难道不可将之视为“过程管理”的描述和控制?限于篇幅，此不展开论述。

2.模型管理

正如西方现代管理善用、引进数学模型一样，《周易》其实也善于用“模型管理”。《周易》所采用的模型，是建立在观物取象与抽象符号的基础之上，遵循的是相似原则(即上文的天人合一的运行机制)。《系辞》对这种模型管理模式有着较为详尽的叙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对于“卦”与“(典章)器物”的关系，不少学者对《系辞》的说法提出质疑，如郭沫若、任继愈等先生认为卦由物象而来，而非先有了《涣》卦才有舟楫的发明。笔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器物与卦的关系，不仅要从来源上考量，更要将其纳入事物演进的动态链条中。就起源而言，当然是先有(混沌)物而后有卦，然而，当有了卦(卦代表抽象的理性思维)以后，“卦”则可指导人们更好地制“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器物来源于《卦》也是有道理的。上文《系辞》所言的“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等说法，就在于《系辞》作者强调了理性思维的指导意义。这种由具象(事物)到抽象符号(模型)进而分类乃至创造出新事物(如器物、典章制度的产生)的管理模式，即为中国最早的模型管理。不过，周易中的模型管理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的模型管理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现代管理注重定量分析，具有清晰性和准确性，而《周易》所涉及的“模型管理”则注重定性分析，具有模糊性、混沌性。

三、《周易》管理思想的人文价值

以上论证并挖掘了《周易》的管理思想，并非意味着笔者将《周易》视为管理学之圭臬，而是希冀决策者、执政者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客观地讲，《周易》的管理思想没有现代管理学中的“量化”手段，似乎缺乏科学性，也很难直接被“套用”而立竿见影，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易》所蕴含的管理思想没有任何启迪意义。恰恰相反，在人们普遍将管理拘泥于企业且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的的当下，《周易》管理思想中的人文价值更富有启迪意义。

其一，《周易》所独有的宏大“天人”管理视野及其所追求的“保和太和”的管理境界，具有恒久的借鉴价值。《周易》乃天人之学，它研究的问题囊括整个宇宙，即包括三才之道(天道、地道、人道)的所有问题，正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言其视野宏阔;同时《周易》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乃是“保和太和”的和谐境界，它超越了当代管理者多以财富为终极的狭隘目标，而是以天、地、人和谐相处为目标的高妙境界。因此，无论从《周易》管理思想的视野还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来看，皆对当今的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经济管理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其二，《周易》管理思想中所凸显的开放、和谐的“变易”思维模式，尤其对“过程管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汉人把《周易》的内容归为“三易”，即变易、不易和简易。然而其要旨则是“变易”。《周易》的变易思想启迪人们，在“过程管理”中，不能拘泥、执定于常态、纲要、公式或教条，要时时注意到主体与外界环境以及其关系(天、地、人所处的动态关系)的变化。只有在管理过程中积极遵循“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效法天地自然的流行不息，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不拘一格、应时而变的开放思维模式，在当今管理中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如“过程管理”中的“权变”理论，所彰显的无非是“动态的思维模式”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的“变易”思想始终在维系“天、地、人”和谐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是一种和谐思维。它要求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坚持中庸立场，不偏不倚、适量守度，通过选择最佳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活动合理有效运行。这种开放、和谐的思维模式规避了“西方过程管理”中经常出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盲目求变的片面思维，其意义不言而喻。

其三，《周易》管理思想对义利的态度值得当下管理者反思。《周易》不排斥“利”， 所谓“利用安生”，即表明其对“利”的重视。然而，《周易》更倾向于从开阔的视野上阐释“利”的概念，且将义、利紧密结合起来。《乾卦·文言传》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2]93此既涵摄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理念，更强调了义对利的引导作用。《系辞·下》中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说：“禁民为非曰义。”“义”者，宜也。“宜于彼不宜于此，不得谓之利;宜于此不宜于彼，亦不得谓之利。必两利俱利，然后为利。”把一己之利当成最高的甚至唯一的行为准则，是“小人”的行为，此行为必将导致对社会整体秩序的破坏，甚至会走上犯罪道路并反过来毁掉其利益。所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表明此意。因此必须用“义”来规范主体的决策管理活动，无疑，《周易》建立的义利观尤其值得当今管理者反思。

其四，《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尤其强调了决策者的人文关怀。正如日本管理大师松下幸之助所倡导的“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5]管理理念一样，《周易》始终把人放到第一位。《周易》固然讲究“举而错之于天下之民”的事业，但更强调进德修业，重视人的塑造。《易传》反复强调学问思辩、进德修业，注重挖掘人之德性，塑造完美的谦谦君子。《系辞》中三陈九德，即为明证，此体现出《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同时，《周易》还认为进德修业乃须依靠决策者(圣人)率先垂范的引导作用来完成，例如《乾》卦强调最高管理者须有开拓进取的刚健精神并以此激励他人;《坤》卦和《泰》卦要求管理者须具有内刚外柔的品行和宽厚远大的胸怀;《中孚》卦要求管理者须具备诚信品格;《谦》卦要求管理者应具备中谦、退让的品德;《比》卦要求管理者与百姓打成一片;《同人》卦要求管理者破除私心杂念;《观》卦则要求管理者应当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等等，这些皆雄辩地表明，《周易》视野下的决策者具有深沉的人文关怀：《周易》视野下的“圣人”(决策者)并非单纯的盈利者，而是教化百姓并与之德性共进的精神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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