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建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文标题 | 《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备众体'与传统批评文体的生成”(批准号:)

网络版略有删减

原文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批评”这一新语虽取之西域,其学理及文献却出自四库集部。如果说集部五大类典籍为“批评”准备了海量文学文本,那么诗文评类叙及文献则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方法及范例。从“集部”出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开创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率先收获的是“史”的辉煌。在历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和沉寂之后,逐步从开创期的“学出集部”走到新时期的“识通四库”,形成“经史子集”四大范式互济共进的大文论景观。史学范式,以“史”的重新书写和各种理念、风格及体量之史著的再度辉煌开其局;经学范式,以“经”之“文以载道”式的本体阐释和“词以通道”式的范畴辨析积其力;子学范式,以“子”之多元文化视野的思想争鸣和博明万事的知识纂集拓其疆;集部范式,以“集”之诗文评性质的各体批评和各种方略筑其实。“经史子集”,作为自本自根、原汁原味的知识形态及话语体系,构成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思想灵魂、历史本末、文化精神和批评方法。考察百年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可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提供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及中国范式。

自黄侃先生1914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作《札记》三十一篇算起，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从表面上看，近百年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似乎是被西学牵着推着甚至裹胁着：先是欧美范式，然后是苏俄范式，然后又是欧美范式……中国文论遭遇着异域范式的强制阐释，中国文论若离开异域范式就会失语，这几乎成为文学理论界的共识。但是，如果我们对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作深度考察，或许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至少不是完全如此）。

受西学的影响，清末我们有了“文学史”，“五四”之后又有了“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创时期的代表作，是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三位先生冠名为“批评史”的专著。朱自清先生写《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诗文评的发展》，大力推介三位先生的开山之作，说他们三人是用“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从新估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集部“诗文评”的价值，是从《总目》集部中发现了“系统的文学批评”，从而将“诗文评”这一“集部的尾巴”提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平心而论，20世纪以来批评史研究在中国本土的范式演进，并没有离开18世纪《总目》的知识谱系、理论范式和文化传统。或者这样说，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诸多范式之中，最具有原本原根、原生原创、原汁原味之辨识度的， 还是源于《总目》的批评史范式。有学者指出，《总目》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部学术批评史和学术文化史”，《总目》既是目录书也是批评史，是18世纪之前的学术批评史，“学术批评”包括了“文学批评”，故《总目》这部“学术批评史”理应包括事实上也包括了“文学批评史”。

学出集部

《总目》的文献学和思想文化史价值自不待言；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价值亦愈来愈引起学界关注。就“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名”是舶来的，其“实”却是 原生原创、自本自根的：是从《总目》集部的“诗文评”之中生长出来的。《总目》集部的“诗文评类叙”，或可读为最早的也是最简的“批评史”。《总目》集部“诗文评类叙”的这段文字，不仅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简中国文学批评史”，而且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范式”的最早概括和总结。

作为对“批评史范式”的最早概括和总结，《总目》集部的“诗文评类叙”列举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五种范例或范式：一是究源流、评工拙的刘勰式，二是第甲乙、溯师承的钟嵘式，三是备陈法律的皎然式，四是旁采故实的孟蓕式，五是体兼说部的诗话式。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范式之分类与命名，因其语境或层级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表述；而从言说方式及批评文体的层面而论，“诗文评类叙”的范式界说是颇为精当颇有价值的。

正是从《总目》集部诗文评这篇不足300字的“类叙”出发，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走上自己 “范式演变”的历程：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这里“学出集部”中的“学”，是指20世纪创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新的学科，是“学科”之“学”。而“识通四库”中的“识”，是指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学术知识和理论见识，是“知识”和“见识”之“识”。如果说“学出集部”是追溯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根源，而“识通四库”则是标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知识构型和理论内涵：两者共同铸成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

上引《总目》集部“诗文评类叙”所言“五例”及“简史”，分别为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了 “批评”和“史”两大层面的范式或范例。而我们说“学出集部”，不仅仅是指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批评范式”和“述史范式”出自《总目》集部之“诗文评类叙”；在一个更为弘阔的层面或领域而言，“文学批评”所研究的对象（文学文本）和“批评史”所研究的对象（文论文本）也是出自集部：既包括集部五大类所收录或存目的海量文献，也包括《总目》集部的诸多提要和案语。

20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草创期，学界虽然看到了“学出集部”的事实，但对此并未重视，而是更重视“西方观念”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影响，其“重视”之中又包含着几许 “忧患”。朱自清先生说：

“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 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朱自清先生的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文中所预言的“将来”就是我们的“当下”。抚今追昔，不得不感慨朱自清先生直面现实趋势时的远见、忧患和预警。80多年过去了，“以西方观念为范围去 选择中国的问题”这一当年“学术界的趋势”，早已演变成当今学术界“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这个 意义上可以说，作为20世纪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从18世纪一部目录学经典中找 到自己的本根和本源，这对于扭转“以西方观念选择中国问题”的趋势，从而走出“以西释中”并“以中证西”的百年困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识通四库

朱自清在评介郭绍虞先生的批评史著作时，强调“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而在评介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著作时又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从一个方面，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这里纪昀的意见为多”，并称纪昀为“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自觉的”。朱自清还指出罗根泽批评史著作中不仅有大量的四库集部的文献，还注意到了“古经中的辞令”并“叙述史学家的文论”。朱自清在谈到四库集部文献与批评史的关系时还指出：“这一类书里也不尽是文学批评的材料；有些是文学史史料，有些是文学方法论。反过来说，别类书里倒蕴藏着不少的文学批评的材料，如诗文集、笔记、史书等。”朱自清这里所说的“别类书”，既包括集部，也包括集部之外的文籍如史部、子部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草创期，朱自清既看到这一学科“学出集部”的文献学渊源，亦看到这一学科“识通四库”的批评史事实。

正如文献的四部分类并非始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及《总目》，而批评史的“识通四库”也并非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如果我们用“四库”泛指汉语文献的“四分法”，则可以说，自从有了“文学批评”，也就有了文学批评的“识通四库”。《诗经》 既是儒家五经之一，又是狭义的或纯粹的文学作品。同样的道理，《毛诗序》既是经学，又是诗学，是故先秦两汉文学批评与经学相通。《史记》是史学国学的经子学史部学集部学，而其中标举“发愤著书”的《太史公自序》以及诸多的文学家列传则是文学批评。同样的道理，《汉书》里面也有大量的文学批评国学的经子学史部学集部学，是故两汉文学批评与史学相通。诸子之学，从先秦的儒墨道法，到两汉的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到魏晋南北朝的葛洪、刘昼、颜之推等，更是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实践。集部既是文学批评的对象，又是文学批评本身，就后者而论，集部中有选本批评、评点批评、文体批评和以注为论等等。当然，中国文学论“识通四库”的历史事实，是在百年批评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渐为人们所认知的。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将“识通四库”这一文献和学术的事实理论化、系统化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长怀序志，以驭群篇”的《文心雕龙·序志》篇，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四项基本原则”：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在刘勰的四项原则之中，我们看到中国文论最早的“识通四库（部）”，从而为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识通四库”找到了历史缘由和经典依据。

20世纪初，当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山大师们将《总目》集部的“诗文评”升格为“批评史”时， 其“学出集部”之中，已经先在地准备或预设了“识通四库”的可能，因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百年演变中，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是《总目》“诗文评叙类”所标举的古典言说方式即传统批评文体的“五例”，逐渐演变为既原汁原味又与西学互鉴互证的兼有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之双重性质的“四式”：经学范式、史学范式、子学范式和集部诗文评范式。百年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演进，既是“西学范式”的影响史，也是“中国范式”的演进史———后者即可表述为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识通四库”，其经、史、子和集部诗文评这四种范式并不在同一个层面。如前所述，从“经学范式”这一根本或枢纽出发，若“原始以表末”则有“史学范式”，若“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则有“子学范式”，若“选文以定篇”则有“集部诗文评范式”。这三种范式分别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历史主义范式”、“文化研究范式”和“审美范式”及“形式主义范式”构成互释互证、互参互渗。就“史学范式”而言，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从20世纪初的开创到21世纪初的繁荣，其标志性成果均为“批评史”论著：开创期是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三位学者的批评史。

比照现代学术分类，四部中羽翼经学的史、子、集三部，史学和子学分别与历史学和哲学相通，而集部之学则与文学相通。《总目》集部五大类皆为广义的文学文本和批评文本已如前述，而《总目》集部之目录提要就是具体的文学批评：集部不仅有“诗文评类”，集部提要大多为“诗文”之 “评”。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古代文论及文化的通变，不仅继承了“文以载道、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而且赓续了子、史、集之“史论评相结合”的具体批评的传统。后者使得中国文论在借鉴 “西方范式”的同时，对失焦于“文学”、以“理论”自身为目的的倾向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从而远离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之窠臼，远离“理论生成理论”之陷阱。

探寻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范式演进，在借鉴西学范式的同时，要发掘中国资源，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归纳中国范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总目》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研究，不仅筑构了扎实的目录学和文献学基础，而且提供了精湛厚重的理念、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堪称经典的范例。现有研究对“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概括，或是深受西方中心主义与“冲击—回应”说的影响，以“中国范式”为“西方范式”的异域案例；或是陷入民族主义思维，过于强调中西范式之间的对立，从而缺少对话意识，均未能充分彰显“中国范式”的主体性、本土化或曰中国特色之所在。拙文以“范式”为视角，以“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为论域，以“经史子集”为焦点，以“中国范式”为主体，以“文学理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为目标，将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学、史学、子学和集部诗文评知识形态与当下主导学术话语的社会政治、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和审美及形式主义等西方范式互鉴互证，从而在“文学理论”这一特定领域彰显“中国范式”的文化底蕴、学术智慧、思想魅力、理论资源与话语形态，通过与“西方范式”的互补互动，实现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重构，既重塑三千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灵魂和体貌，亦重建21世纪中国文论的知识图谱与话语体系。

原文首发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已开放下载，点击阅读原文或登录暨南学报官方网站可下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