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这一概念随着“国学热”而为人们所熟知，它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其实，“国学”一词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周礼》中有“乐师掌国学之政”的话。《礼记》中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可见，“国学”这一概念最早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而不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用“国学”来指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有一个流变的过程。清朝末年，中西文化的交流有了很大进展。为了区别西方的学术文化和中国两千多年来以经、史、子、集为基础的传统学术文化，人们把前者称为“泰西之学”或“西学”，而把后者称为“中学”，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由此而来。此后，随着变法维新的推进，有人将西方学术文化称为“新学”，而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称为“旧学”。也有一些学者出于保存中国文化命脉的考虑，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称为“国粹”或“国故”。后来，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胡适创办《国学季刊》，均用“国学”指称中国固有之学术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学”一词逐渐通行起来。

那么，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使用“国学”这个显得有些笼统的概念来指称以经、史、子、集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呢？应当说，这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整体性、综合性有着密切关系。这里所说的整体性、综合性，不是说“国学”等于经、史、子、集的简单相加，而是说所谓“经学”、“史学”、“子学”、“文学”都是在同一个文化母体中生成的，它们在内涵上有交叉重合，是互通互补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是一体的。

今天，学术的发展确实需要越来越精细的分科，但“国学”这一概念为我们从整体上观照和把握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特征与内涵提供了独特视角，有助于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首先，从古代目录分类来说，经、史、子、集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始于两汉之际刘歆的《七略》，后经不断演变，形成了《隋书·经籍志》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这四大部类书籍国学的经子学史部学集部学，实际上有很多是相互交叉的。比如说，《诗经》本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尚书》本为我国最早的文章总集，但皆被尊为经。其次，经、史、子、集各部类本身也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综合性。例如，经部的书也包含着自然和社会的丰富知识，天文地理、草木鸟兽、人伦政事诸方面都有。子部的书也是这样。尽管大多数子部书以讲“治术”为主，但每一种子部书里也都包含有多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像《管子》中就有农学方面的内容，《墨子》里就有逻辑学、几何学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各类书作者的知识结构往往是复合型的，而不是单一的。最后，学习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要求从整体上去综合把握。一般来说，学哲学的应读经部和子部，学历史的应读史部，学文学的应读集部。然而，只要我们的学习和研究略微走向深入，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部类中，因为认知的对象、研究的问题常常涉及方方面面，必然要求我们有比较广泛的涉猎。所以国学的经子学史部学集部学，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都是经、史、子、集兼通的。

因此，可以认为，用“国学”这一概念来指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更能凸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自身的特点，更切合其整体性、综合性的学术风貌。“国学”概念提供的独特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经、史、子、集的内在联系，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也正是“国学”一词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中仍有其生命力的依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