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间，文化哲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但是，在目前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鉴于此，由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发起，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多家学术研究机构，于近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文化哲学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当今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与出路展开了讨论。

文化该如何界定

什么是文化？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在研讨会上，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桂桓认为，当前的文化哲学研究隐含着一个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便是对文化的界定问题。就目前来说，对作为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缺乏经得起严格学术推敲，因而没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因此，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当文化哲学面对众多文化定义的时候，需要对文化定义产生的来源、学科背景、方法以及目的等方面作深入的批判性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鹏程认为，文化的根本特质是“生活”，即具有生命的人类共同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或者说文化状况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命状况。而人类的生命过程是文化生命活力与文化制度建构的“共在”过程，正是由于人类文化的这种双元模式，使得文化这个“存在”不是凝固的模式，而是一个充满活动能力、情感赋向和思想活力的永不休止的动态过程。西安交通大学陈学凯认为，人类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信仰是在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中不断滋长和形成的，因此，对文化的界定应该包括三个层次，即物质基础、社会基础和观念意识。《哲学研究》的鉴传今认为，从当前国内的文化观念来看，学界对文化的界定过于抽象，缺乏一种目的性、针对性的关照。因此，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应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关怀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应当从人类历史文本和现实文化演进入手，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乃至文化哲学不再远离现实的生活世界。

文化哲学何以可能

黑龙江大学丁立群认为，就目前的文化哲学研究现状来看，还未在学理层面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完整的文化哲学体系，也未能形成关于文化哲学理解上的统一坐标。在他看来，文化哲学并不是一般哲学之下的部门哲学，而是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其自身就蕴含着一种新的元哲学规定。从体系上看，文化哲学的理论结构是与存在的理论区间紧密相关的，它包含三个层面：(1)哲学的文化价值学研究，这是文化哲学的前提性研究；(2)文化形而上学研究，这是关于文化总体性的深层价值研究；(3)文化哲学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批判，它是文化哲学的实践层面，以文化整合和最终统一为理想。武汉大学何萍认为，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人类哲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就是哲学不再以某种物化的实体形态作为其致思的终点，不再以空间作为它的思维方式，而是以时间、以生命作为它的思维方式。因此，文化哲学直接以文化为其研究对象。李鹏程认为，文化哲学不仅仅是用文化解释哲学，或者是给文化学的研究加上一个哲学帽子。实际上文化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新突破。清华大学邹广文认为，文化哲学不是一个纯粹学理性的问题。从文化与哲学这两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嫁接，就已经体现出文化哲学的独特学科定位。文化哲学是一种将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奠基于现实文化之上的当代哲学发展的新形态，是一种打通理性与经验、“形上”与“形下”两种思维运思屏障的新的哲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文化哲学的出路

对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出路问题的思考，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化哲学学者对时代问题的理论关切。李鹏程认为，在当代，我们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必须从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中西文化间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哲学反思开始。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要求我们建构中国文化的当代基本哲学理念。而这种建构不只需要世界主义的文化哲学视角，而且更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哲学理念进行重新学习和研究。由此，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具有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新哲学，也即建立起中国文化哲学自身的学术“主体性”。何萍认为，中国文化哲学产生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和重构。这一背景决定了中国文化哲学以中国现代化为主题，要走进现实生活，并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创造出以生命的文化创造为内核的本体论，并把对文化的现实和形上的思考结合为一体。

西安交通大学张再林最后总结说，在一定意义上，无论中西方文化，还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怎样的复杂关系，展开一种文化的对话将是人类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要实现这种对话，就需要当代文化哲学从一种“独白”的哲学范式走向一种“对话”的哲学范式。因此，一种对话文化学的建立将是当代文化研究发展中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李重张再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