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大荣系中国作协会员、荆州市作协名誉主席,作家、学者。)

文学与历史的不确定性刍谈

——兼及俄罗斯历史与文学

黄大荣

20世纪之前的小说，或者更早期的欧洲小说和中国古典小说，作者都是全知全能的所谓上帝视角。大多是第三人称写法。这种写法本身只是一种叙述方式，它的特点，是作品人物表之外，还站着一个人，读者不断地能听到他的声音。巴尔扎克在他的九十卷《人间喜剧》里，随处可见他洋洋洒洒地指点江山，犀利地评述人物和事件。即使是油画般的人物肖像描写，也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巴尔扎克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写作”的典型。雨果的《九三年》同样如此。这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一大特色。

文学是历史的产儿。文学是人性的产儿。人们逐渐意识到，作家自己应该退出作品，或者把自己深藏起来。或者说，作家要自觉地拉开自己与人物和情节的距离。这种距离感，正是现代小说审美和叙述技巧的主张。它认为，读者应该拥有更大的自主想象空间，应该把读者拉进来，成为创作者之一。由此，小说的叙述变得比描写更加受到重视，并且发展出形形色色的关于小说叙述的理论和技巧。没有任何人赋予作家上帝的地位，即，全知全能的地位。作家本人就是矛盾体。作家感受到某种不确定，这就对了。完全处于自信状态的作家，是没有出息的。因为不确定性才是世界和作家自己的真相。

1900年，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一惊世骇俗的声音。主要因为达尔文进化论和细胞学说，破除了上帝造人的神话。欧洲的精神支柱坍塌了。尽管信奉宗教的人依然很多，但是，与此同时，相信科学的人也越来越多。而更大的思想冲击随之而来，那就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标志，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物理学的20世纪大辩论，如卷地狂飙，对决定论世界观以巨大冲击。不确定性原理，渗透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

文学，从来就是历史的文学。人从来就是历史中人。而历史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标志就是几个重量级的思想家：哈耶克，波普尔，汉娜·阿伦特，顾准，张中晓。历史必然性或决定论破产。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其实，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比，俄罗斯历史更其复杂动荡，更其悲怆。如果说美国是最受上帝眷顾的国家，俄罗斯恰恰相反。祂把最苦寒之地留给了俄罗斯。

俄罗斯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9世纪，当时东斯拉夫人在东欧平原建立了多个聚居地，其中基辅罗斯公国（862年左右建立）是最早的国家形式，它由北欧瓦里亚基人领袖留里克的后裔所统治，首都设在基辅。

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采纳东正教作为国教，这奠定了俄罗斯的文化和宗教基础。从此进入了分裂与统一、崛起与扩张。12世纪中叶，基辅罗斯解体为多个独立公国，其中包括后来兴起的莫斯科公国。蒙古人（金帐汗国）在13世纪征服了东欧大片领土，包括俄罗斯，对其进行了近200年的统治，莫斯科公国逐渐成为反抗蒙古统治的中心。到16世纪末，伊凡四世宣布自己为沙皇，建立俄罗斯沙皇国，并开始对外扩张。

17世纪，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开启罗曼诺夫王朝历史类文学分类表，期间俄罗斯继续扩大领土，尤其是在彼得大帝时期（18世纪初），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迁都至圣彼得堡，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强国，并建立起俄罗斯帝国。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但转型过程充满社会动荡和矛盾。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经历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民族主义高涨，同时也卷入了多次战争，如对抗拿破仑的入侵和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两次重大革命相继发生，先是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然后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组成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30年代开始，斯大林暴政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苦难。苏联，就是奥维尔小说《1984》的现实版。二次大战，俄罗斯是主要参战国，国民死亡无数。二战后便是漫长的冷战。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宣告独立。自此以后，俄罗斯进入艰难曲折转型时期。经济几近崩溃。接着是普京发动的几次战争。俄罗斯命运未卜。

俄罗斯是欧洲国家。它总想融入西方，又屡屡被边缘化。它焦虑，像一头笼中老虎。扩张、内乱与动荡和苦难的历史，与欧洲的剧烈冲撞，也让它像欧洲一样，有着深厚的科学传统、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堪称辉煌的文学。

俄罗斯文学传统深深植根于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之中，展现出丰富多样且深刻的艺术表达。俄罗斯作家一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他们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深入描绘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复杂层面。19世纪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创作的作品深刻揭示了社会不公、个人命运与道德选择之间的矛盾冲突。苦难使得俄罗斯文学，一向有着深厚的人文关怀。俄罗斯文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鲜明，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和普遍的人性问题。许多作品探讨了诸如爱、信仰、自由意志、苦难与救赎等主题，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同情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俄罗斯文学常常融入深厚的哲学内涵，作家们借助象征和隐喻等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和宇宙真理。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经常探讨罪恶、良知、道德抉择等深层哲学问题。俄罗斯文学显著的特征，是史诗般的叙事风格。大量作品采用宏大的叙事结构，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这些作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紧密相连，展现了一种史诗般的格局。这是世界文学中极为罕见的。

对自然与灵魂的歌颂，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乡村风光还是广袤的原野，都是人物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的重要映射，同时也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俄罗斯作家的情怀令人感动。在最黑暗的时期，诞生了几位反叛作家，获得了诺奖。

俄罗斯诗歌传统同样深厚，产生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等诸多杰出诗人。俄罗斯文学传统以其深刻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民族性享誉全球。

历史剧烈的震荡，历史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不仅在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中能深刻感受到，在我青年时代读过的4卷本大部头《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中，我感受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远远比中国士人复杂。这部小说，描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求索和精神苦闷，描写知识分子之间的思考和辩论，令人灵魂震颤。《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又名《四十年》，苏联作家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写于1927年。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历史上40多年的变革，都反映在这部作品中。高尔基站在革命作家立场，深刻剖析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主人公克里姆是个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知识分子，他卑鄙、怯懦、道德败坏、灵魂空虚、充满市侩习气。他仇恨革命，却又企图在革命中投机，最后沦为奸细而被游行的群众踩死。而布尔什维克库图佐夫的形象，充实、乐观、热爱生活、意志坚强、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为人类造福的伟大事业。这种人物分类，看得出受了《战争与和平》的影响。不过，作品直面历史和生活，构思成熟，艺术造诣高超，人物思想深刻，被认为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个人认为，这是高尔基最好的作品，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最后的回响。我只看了4部，据说也是未完成小说。从沙俄到苏联到今日俄罗斯，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如此富有传奇性，如此痛苦不堪。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作家的政治态度，甚至可以被他的作品超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乃至高尔基，严格地说，都是历史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杰作，都是历史或者告别一个时代的挽歌。究其原因，是作家有着对文学的深度理解，拿鲁迅的话说，敢于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无论社会和人生，都是惨淡的。文学的神圣性超越了他的政治态度。换言之，文学也是科学，在一个具有科学思维的国家，在一个尊重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国度，才会产生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反之，创作需要两个自由:环境的自由和文艺家个人思想的自由。

在我看来，俄罗斯民族的苦难不亚于犹太民族。犹太民族，受益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宗教包容，往来于大唐帝国和中东、欧洲之间，靠跨地区贸易和经商，成了最富裕的民族，直到今天。我们一直认为，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现在看来，由于国家封闭，由于文化简单、单一、保守，除了近代十分混乱，历史相对简单得多，封建帝制，2000年一以贯之。晚清、五四之后，才出现思想的解构和激烈碰撞。中国历史，虽然有几次异族入侵，主要还是内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只能在这里长话短说，如果没有曹雪芹、鲁迅、高行健、莫言，我们会更加感到汗颜。

小说的写法的解构，发生革命性变革，是20世纪现代文学思潮发生之后的事情。意识流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历史类文学分类表，促成了文艺革命。作家对于他描写的世界，具有了不确定的看法。

我有一个尚且不能断定的猜想：《红楼梦》最终以未完成稿传世，是不是曹雪芹也超越他的时代，意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呢？他很可能意识到，在第五回为金陵十二钗正册和副册人物所暗示的人物命运或结局，未必就是确定的。在写完贾宝玉为晴雯作《芙蓉诔》之后，决定不写了，或者不再修改后三十回的草稿了。《红楼梦》是被他自己腰斩的。这使得红楼梦之谜，具有了永恒的魅力。因为我一直对曹雪芹生命的最后十年，一个劲地修改前80回，而不对后30回再著一字，百思不得其解。

以前，我像周汝昌先生一样执着，把程高本后续40回，恨之入骨。其实，《红楼梦》续书，在脂评本开始流传开来之后，不断有人续写，已发现的就有数十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红楼梦》。

历史或生活，是不确定性的。小说世界也就应该是不确定性的。

在20世纪后的小说中，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作家对他的作品，做了不确定性的处理。

最近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看到他的小说叙事经常有不确定性在闪现。不确定性就是偶然性，随机性，可能性，概率性。人物关系，关系的发展演变，人物的命运，都好像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我突然感到，文天祥这首诗，远远超过了他的自叹，而是一种历史叙事。

我在写《新摩登时代》时，意识到时代的不确定性，于是借鉴戏剧中的A、B剧，给出了小说可能的两种结局。其实，还不止是有两种结局。

最近，看了秀兰邓波儿1930年代的两部经典电影。其中有根据儿童小说改编的《海蒂》。电影温暖、感人，充分唤起了人性的善良和美好。细细回味，这种心灵深处的柔软的东西被唤醒，是源于7岁小女孩海蒂的纯洁的童心。尽管现实正在侵害、蚕食一尘不染的童心，海蒂毕竟看到了、经历了人间的贫富差距和邪恶，她的“我要回到爷爷身边”呼喊，撕心裂肺。我在感动的同时，想到了美国早期电影的人性美。以及这种传统的延续和撕裂。我知道电影会给出大团圆的结局。但是，这种结局，显然是电影艺术家赋予的，而并非生活本身的确定性。

到了2023年，西方电影，以《可怜的东西》为代表，再次开启了怪诞美学的电影浪潮。

影片基于苏格兰作家阿拉斯代尔·格雷所著同名小说，融合现实主义、奇幻、科幻元素，将弗兰肯斯坦的故事重塑。设定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逃避丈夫虐待却不幸身亡的女子贝拉（艾玛·斯通 Emma Stone 饰），在被怪异科学家成功复活，把她腹中婴儿的大脑移植给她。她的身体是富有青春活力的，心智却停留在孩童阶段。身体是欲望的，心智却对未知世界充满渴望；她与放荡律师私奔踏上挖掘自我的冒险，试图摆脱时代对女性偏见，追求性解放和性平等。影片把人和世界的不确定性，表现到了极致。

在《海蒂》和《可怜的东西》之间，我很难取舍。但我看到了文艺美学的裂变。看到了从人为的确定性到同样是人为的不确定性的急剧嬗变。而后者带给人的震撼，是现实的不确定性的震撼。

这两部电影，都有小说做基础。我只能感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是深入，我们距离文学假想的乌托邦的“美好”，也越来越远了。乌托邦主义的实质，就是先验论，就是决定论。而那些深受决定论影响的小说，一眼就能看穿，也就越来越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思了。

2024.3.20北京顺义蜗居

作者在北京顺义。

(文中插图为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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