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最为神奇的地方无疑是祂的占筮预测功能。如果单就对灵性的激发与运用方面来说，以人类今天的认知条件和现状，可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超过古人的地方。特别是《易经》，能够用一种特有的筮占程式，将人类无法把控和无法理解的潜意识乃至无意识功能转换为一种可以把控和可以理解的卦象符号，并能与历史案例及其规律相互参验。易经这一互动转换模式无论是从人文解释学范畴还是从人体科学、人工智能、混沌学等前沿科学领域来说，无疑都是深具启发意义的。

然而，易经占筮长期以来却一直笼罩在神秘云雾中，使得信之者视之为神话，不信者又目之为糟粕，秦汉以降的中国文化命运也因之波折多舛。作为易学传承的义理派与术数派渐行渐远，以至于完全脱离经典徒冒其名。本文将主要依据谢祥荣先生对大衍之数的考证成果，对易经占筮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人的占卜传统

一、占筮预测的可靠性与可信度问题。

占筮预测准不准，可不可信？这可能是多数人接触到易经时的第一个疑问。而易经占筮无论是祂的操作程式问题，还是占筮预测功能的合理性问题，或是在实践中的应用态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范畴并不单单只是易经特有的，可以说是关涉到笼罩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1.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区域到底有什么？

诺贝尔奖得主格罗斯说：“我们处在一个科学的不同时代。”那么这个不同的究竟点在哪里呢？无论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又或者是物理学、哲学，在今天已经不得不直面文明的一个关键领域——灵性。这是人类之所以要进行文化活动的根本原因，也是理解万物存在的基础。在过去的西方科学传统中，这是属于上帝的领域。这也是许多大科学家晚年都相信神存在的原因。爱因斯坦说：人所具备的五种感官是有限度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例如声音，只有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范围内的波长，人才能听到....视觉也一样，人只能看到能发出可见光的物体，而可见光仅仅是电磁波大家族的一个小小波段。因此，如果从现代科学视角看，我们也可以将占筮预测看作是古人激发自身感知功能，以便实现对于有限度的感官认知范畴的超越行为。这与现代科学通过各种科学仪器的发明创造来延展人类感官功能的路径有别但目的类同。

《国语》记载重耳自筮得晋国

2. 古人如何看待占筮？

关于占筮预测的可靠性和可信度问题，春秋时期的孔子与他的弟子们也曾探讨过。当时孔子的弟子问孔子相不相信易经的占筮（原文为：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说：“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意思是说孔子自己占筮有70%的准确率，但就像周梁山那次一样，占筮原则一般都是多人占筮然后服从多数。这样的占筮原则在《尚书·洪范》中也有记载，谓“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而且正式的筮占一般都要“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也就是说古人对待占筮并不是一味迷信的，而是将之当作一种应对事物的认知方式，而且还通过多数原则和实际验证原则来对占筮可靠性进行调控。

被“看见”的黑洞还是黑洞吗？

3.祛除神秘，心存敬畏，深究原理。

老子讲：“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云：“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荣格说：“西方人应该学会重新认识这些心灵力量，而不是等到他的情绪、神经状态和妄想以极为痛苦的方式向他表明，他并非自己的唯一主宰。东方是带着一种对世界的懵懂无知而获得了对内在世界的认识，而我们则将凭借极为丰富的历史和科学知识去研究心灵及其深度。”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中国的先贤眼中，还是在近代西方科学家的观念里，都存在着一种如何去认知和把握基于整体性视界的“道”的问题。或者说，能够被认知和把握的“神之所为”也就成为了一种人文活动，而不能被认知和理解的人文活动也可以成为神之所为。

也正是由于这种认知解释过程中的理解视界之差异同构性问题，导致易经筮占程式及其大衍之数的来源长期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沼。而神秘主义显然并不适合，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继往开来（两汉谶纬之学就是惨痛的历史教训）。谢祥荣先生对大衍之数的考证工作无疑为我们廓清神秘主义迷雾，探究易经筮占程式的文化意义提供了基础，开辟了路径。

二、神秘的大衍之数可以用一张图说清楚吗？

在人类文明史上，几乎所有文明都产生过对数的崇拜。古巴比伦、希腊以及印度的数理哲学家们，都坚信“数”是沟通人神的重要途径，认为对数的研究可以解释创世的基本原则以及时空变更的规律。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数学的符号，从一开始就被某种巫术气氛所环绕，人们带着宗教的畏惧和崇拜来看待它们，以后，这种宗教的信仰，慢慢地发展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易经占筮所用到的大衍之数曾经在历史上起到了取代宗教信仰，成为易经组成部分的大数崇拜基础功能。其后在中国历史上便成为了神秘主义的擎天之柱。

1.自《易传》以来的大衍之数解释路径。

《易传·系辞》第十章对大衍之数的解释为：“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里的解释先不谈其基于十进制的数学推理是否能够作为历史上取代宗教信仰的“大数崇拜”的信仰基础，也不谈这种推理出来的大衍之数如何在具体操作中又只用四十九，实则只是用四十八进行倍除，单就其推演出来的天地之数为五十五就跟易经筮法所取的大衍之数五十不相符合。也正是因为《易传》对大衍之数的解释显得如此勉强，才使得后世学者不得不另行提出其它解释来匹配易经筮法的权威性与神秘性。比如京房讲：“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马季长云：“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馀四十九转运而用也。”荀爽说：“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郑康成讲：“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可见，这些先儒在解释大衍之数时仅仅只是在考虑如何刚好凑够五十之数，并未从大衍之数的历史实践起源中去实事求是地考察与论证。而这一工作最终由谢祥荣先生在《周易见龙》中首次提出并完成。

2.历史实践中的大衍之数来源。

原始历象示意图

在《史记》中记载有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帝颛顼“载时以象天”，帝喾“历日月而迎送之”，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等历象观测事迹。但对于古人是如何进行历象观测与推算的并没有进行探讨。谢祥荣先生通过古文献记载对古代历象观测活动进行了考察。谢祥荣先生指出，原始历法观测大约经历了从早期山头历到有组织的历象观测，观测形式也经历了以山头为参照到以“矩格之松”这样的天然树木为参照，再到用鼎沿刻录时段的过程（详见《周易见龙·上篇》）。

从“原始历象示意图”可以看出，当先民们将日影观测的移动轨迹划分为48个时段后，鼎沿上的实际刻度是24段，所刻画的线条共25条，从冬至到夏至，然后又从夏至到冬至，这样一年的日影投影在鼎沿的刻度线上就是从左到右然后又从右到左将24段刻度，第25条线重复了两遍，一共加起来就是48个时段，50条线，由于夏至点在鼎沿上既是一年中从左向右的终点，又是从右返左的起点易经筮法案例分析大全，也就是两条线重合在一起了，这样实际上就用了49条线。那么在进行数占演示的过程中也就准备了50根蓍草以象征天地变化的全数，在进行筮数操作的时候首先去掉一根蓍草，以象征天地变化所实际用到的数字，而用来指导生产生活实际取用的主要是49根线条之间的48个时段，所以在将蓍草一分为二后再去掉一根蓍草，也就是真正使用的是48根蓍草。

3.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古人和他们遗留下的经典？

谢祥荣先生在完成大衍之数与原始历法关系的考证后，动情的说到：我们在筮法与历法，筮数与历数数据相关的问题上之所以不庆其烦地引述资料进行探讨，其根本目的，还不只是为了证成一个科学假说，更主要的还在于希望通过这样的考察，使读者能同我们一样产生一种投入感，即设身处地地"投入"到上古时代的人类"实际生活"中去，在处于与他们类似的条件下，面对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急他们之所急，想他们之所想，同他们一起"经历"生活的艰难，社会的危机，艰苦的奋斗，科学的观察，经验的积累，智慧的升华；同他们一样"体会"生存的考验，失败的哀伤，成功的喜悦……这样，不仅能使我们比较真切地体会到，他们既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么愚昧可笑，更不是像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样神怪莫测，他们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人，而且是认真严肃地对待生活的人，不仅是为个体，而且是为了整个部族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而严肃思考，辛勤劳作，潜心观测，进行着科学研究和文化创造的人。这些研究和创造从现代人看来可能是粗浅的、简陋的，但在当时却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在人类文化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这些人不是神灵，但却是具有崇高的理想、伟大的人格和科学精神的圣贤。而这才是我们的伟大祖先，光荣的八卦文化、易经文化的真正开创者，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永远崇敬的高尚的人，真正的人。

三、一张图说清楚《周易》筮数的数学原理。

《周易》筮数原理演示图

（图中36、32、28、24四类余数除以四即可获得9、8、7、6四个数）

《易传·系辞·上传》讲：“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故再扐而后挂....”通过三次这样的操作过程就可以获得六、七、八、九这样四个数中的一个数，如此操作十八遍就可以获得一个在《易经》文本中与之相对应的六十四个卦象中的一个卦象，然后根据卦象和卦爻辞就可以对贞问的事情作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易经文化也正是以这样一种筮数定占的方式，使得易经文化在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能够取代宗教信仰成为国家组织的权威意识形态。

谢祥荣先生指出，《易经》最初在筮数时可能并不是每次去掉4根蓍草，而是每次去掉8根蓍草，这样就可以每次得到1~8中的任何一个数字。如此揲筮六次就可以得到六个数字符号，然后按照单数与双数进行对应的转换形成“— —”阴爻和“—”阳爻组成的卦象符号。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很多筮占事例中，多取静八为占断的主要依据。

后来《周易》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就变成了《易传》所叙述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见《周易》筮数原理演示图）也就是总数50，筮数之前去掉1根，然后再挂1根，实际上用48根蓍草每次去掉4根蓍草，然后每操作一遍就去掉或4或8的余数，操作三遍所得48根蓍草的余数则必然为4的6、7、8、9中的一个倍数，如此操作十八遍就可以获得6个数字符号，然后再依数转换为卦象。由于《周易》以9和6为动爻，并且以动爻定占，而动爻的获得几率只有四分之一，静爻的获得概率则占四分之三，所以在筮数方法上很明显比夏殷二易显得更加合理。而且整个筮数过程都跟天、地、人、四季、闰时相契合，从而通过筮占程式使贞问者从潜意识乃至无意识中获得象征宇宙大数中的时位关系及用数。再通过由数到象的转换，进而就能对所贞问的问题进行经验的和理性的分析和推断。

文明与冲突，谁先升起？

四、小结

所谓大衍之数，从其在易经文化中的功用来讲，它就是用来推演天地变化的数。如果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大衍之数又是一种关涉宇宙本体的认知解释模式。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大衍之数所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先民们所具有的，有别于“鬼神决定论”的“大数决定论”的思想观念，亦或者说是意识形态。

由于大衍之数的起源十分古老，其跟八卦符号一起形成的易经文化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威意识形态，早已成为一种“日用而不知”的信仰。在春秋战国时代，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节点，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和认知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秩序。阴阳五行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社会法治观念等等，诸子百家之说竞起，而《易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符合其传统历史地位的研究与发展。

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波尔金霍恩说：“当你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都是不可思议地精密地协调在一起，从而制造出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你就会有如此的想法：这个宇宙不是碰巧存在的，而是有意创造的。”

十年前谢祥荣先生曾经组织了多次灵性讨论，记得当时就有一位参会的物理科学家非常激动地反对，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讨论这种问题，因为这是神的问题，我们凡人有资格讨论神的问题吗？

这是在我们中国都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更何况是在宗教语境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传统呢？想要成功迈出这一步何其艰难！然而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及当今世界局势日益紧张的文明冲突、宗教冲突、自然环境冲突等，已经到了不得不对这个原属神明领域的灵性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思考了。宗教就更不用说了，全世界那么多教派，谁都不会服气谁。相互不打仗就已经是万幸了，更别谈承担世界一体化，文明共同体的使命了。

当然也可以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易经筮法案例分析大全，各自都对易经“硬币”的一面进行了艰苦探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又都不全面，时至今日，过去的陈旧范式已经是穷途末路，不得不进行相互整合创新了，如何整合，如何创新，这都是大问题。欢迎大家来此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