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我是月亮》在上海迎来了第二场演出。
演出的最后一幕，五位演员聚集在一个巨大的、象征着月亮的圆球旁边，一边抚摸“月亮”，一边围绕着这个“月亮”走动，音乐渐缓，戏随之落幕。
那一天的小剧场坐的很满，每一位演员单独谢幕时，观众们都给予了掌声和欢呼声。赵晓璐、缪歌、孙书悦……都是这几年国内话剧舞台上常见的面孔。
编剧朱宜那天也来到了现场，演员们在最后的谢幕时特意将她请到台上，问她：“看了戏有什么想说的么？”
朱宜笑了笑，然后回答：“嗯……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2016年《我是月亮》上海演出剧照
2008年，朱宜从南京大学戏文系毕业，之后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读编剧MFA，然后在Ensemble Studio Theatre的Youngblood编剧团体中做了四五年的驻场编剧。
11月29日，《我是月亮》首演，朱宜发了一条朋友圈：“因为今天首演我妈率领十几个叔叔阿姨去看，我吓得躲在家里了。明天我去！”
再翻看朱宜的微博，与食物、艺术、家人相关，甚至还跟金融相关，比如说自己学习“定向增发”和“破发”的时候就想起来最近的两部国产电影，应该还是赚钱，只是逼格investment没有得到预期回报反而跌破原逼格值。
约朱宜的采访时间很难，因为工作日她都没空：“我在陆家嘴上班呢。”最开始以为她是跟了剧组，费尽心思地去想：到底是什么剧组在陆家嘴拍戏啊？
直到见到朱宜才得知，这两三年她回国后都会选择在银行实习，不是为了取材，而是因为这就是她的生活。
“学艺术的人对世界的想象是非常抽象的，实际上世界是由很多实在的东西所影响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增一分减一分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了解这些硬的知识之后会对世界有更清晰的了解。”
虽然现在是职业编剧，但是朱宜很想了解这个社会到底是怎样运行的，但无奈精力有限，“好想活三百年啊。”
朱宜在银行实习场景
回想起成为编剧的道路，朱宜觉得人会受很多误导或者说有很多巧合。
小时候有个老师很凶，那门课学得吃力一点，另外一门课的老师很和蔼，一直鼓励自己，久而久之，这种暗示不断强化，朱宜有点重文轻理，数学不好，但写作文常常受到表扬。
高考前，朱宜班上有个女生要考上戏导演系，告诉朱宜艺考不考数学，于是朱宜报了个考前班，开始学习关于编剧的一些知识，准备艺考。
“其实挺有挑战的。写戏剧故事要有好的情节、对人性的观察、好的节奏感，还有台词不能是把道理糊别人脸上。除此之外，还有你跟人的合作，跟导演、演员、观众之间的关系，这让我觉得太刺激太好玩了。”
在上戏的面试阶段，考官问朱宜为什么想来上戏，朱宜回答得非常坦诚：“因为我考不上复旦啊。”
于是朱宜就落选了，之后参加了高考，就是那个99%的人都会参加的高考。在复习阶段，朱宜意识到自己的数学“原来也可以很好呀”，她后来也说“觉得自己只擅长写作是个误会”。
2004年，朱宜在高考结束后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候南京大学只有戏剧影视文学的硕士和博士而没有本科，她一度非常痛苦，因为中文系是做研究、培养学者的地方，与创作没有太大关系。
在朱宜大三那年，南京大学成立了戏文系，朱宜也放弃了转学去上戏旁听的念头，就此成为了南京大学戏文系本科的第一届学生。
从2004年进入南大，2008年去哥伦比亚大学读编剧MFA，再到2011年毕业后成为职业编剧，朱宜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她共有8部长的戏剧作品，在国内国外都有过公开演出。
《我是月亮》是这些作品中的第四部，2012年，它曾在北京的小剧场上演。
对于《我是月亮》属于早期作品的说法，朱宜立马给予否定，然后调侃一句：“我还没有死，这些都是早期呀。”
实际上，无论是自己第一部30分钟的短作品《前程似锦》、大三时候写的《长生》、前年在台湾演出的Holy Crab!(《大闸蟹》)，还是最新的一部作品A Deal(《杂音》)，它们都影射了朱宜在人生不同阶段所思考的不同问题。
《长生》剧照
写《长生》的时候，朱宜进入“成年期”，开始谈恋爱，会思考有关爱情、性和身体的问题。
写Holy Crab!(《大闸蟹》)的契机来源于朱宜在美国看到了一条有关物种入侵的新闻，由此想到了移民，于是就有了一个关于移民、关于外来者的故事。
朱宜最新的作品A Deal(《杂音》)，是关于新兴的中国中产家庭在美国买房子的故事。2015年，中国买家成为美国购房的最大海外群体，而在2015年冬天，人民币开始大幅度贬值，这部戏讲的是意识形态冲突在当代社会依然存在。
朱宜还出过一本合集，书里包含了从2008年到2015年在美国公演过的她的11个短剧的剧本，书名则取自朱宜拿的美国签证——Alien of Extraordinary Ability（杰出人才）。
为了拿到签证，朱宜不得不用了近千页文件向移民局证明自己“特别有才华”，后来索性就用这个名字作为纪念，目前这本书在美亚和欧洲各国的亚马逊都可以买到。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朱宜到美国之后自发写的所有原创剧本（非商业戏）都是用英文完成写作。
“用母语写作的时候你会注意很多措辞。中文非常微妙含蓄，会磨平很多东西。用英文写作没有那么多思维定式，而且词汇量也有限戏曲话剧有关的职业，你会想你自己真的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虽然完全能够用双语写作，但朱宜的剧本也从来都不是完成就有“一个剧本两个语言版本”。
目前的8个长剧本全部是先用英文写作之后再翻译成为中文戏曲话剧有关的职业，但是这些作品都不是由朱宜本人翻译，比如《我是月亮》就是由朱宜在南大的师妹刘天涯翻译的。
“写剧本的时候就很爽，是创作啊。但是自己翻译自己的东西就是同样的事情做了两遍，是重复劳动。”
不翻译自己的作品，并不意味着朱宜什么都不管，在译者完成翻译之后，朱宜会非常认真地进行校对，但也不会将译者的语言风格调整成自己的风格：“我希望中文剧本也是比较口语化的风格，自然一些，不想让观众在看的时候感觉这是一部外国戏，所以尽可能地淡化翻译腔。”
在朱宜的剧本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只存在语言的变化，不存在任何“本土化”的改编，因为那些就是“发生在那里”的故事。
《我是月亮》纽约版剧照
对于朱宜而言，编剧是自己一生的事业，但正因为这是一生的事情，这两年她也有一些焦虑。
“艺术创作，戏剧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个职业，它是一个表达的特权。为了拥有这个特权，你得用一些东西去交换，也许是做别的工作，也许是嫁个有钱人，或者是拿个大奖。”
“我写东西是想跟世界建立一种连接。我有一个很喜欢的编剧，他说写戏就像是你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一个秘密，然后你把这个戏演出来，一个500人的场，哪怕有一个人看了以后觉得‘噢，这也是我发现的这个世界的秘密呀’，这一刻，你好像就得救了一样。”
朱宜生活照
正因为是这样一种“建立连接感”的想法，朱宜并不在意观众评价：“写东西对我来说最高的成就不是写出受观众喜爱、或者说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作品……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我不追求这个。”
“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自己是知道自己的地图的，你这次前进了多少，有没有偷懒用之前用过的招，有没有通过这一次突破了你自己，都是只有你自己才清楚的，观众不知道。符合自己的要求才是更难的，所以我只跟自己比，和跟我认为的天才比，然后希望跟懂的人建立那种连接感。”
“5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能get到那个点就挺好的，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写作的意义。大部分的剧评、影评，虽然通篇看起来写的都是这个戏这个电影怎么样，但其实都是‘我我我我我我’，都是他的阅历、品味。这些都是个人的，跟我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有享受到一个美好的夜晚，那就好，哈，也不关我的事儿。”
朱宜参与台湾水源剧场Holy Crab!演后谈
作为一名职业编剧，除了自己自发性的原创作品，朱宜也会接一些商业的委托创作，对于商业和艺术，朱宜也有自己的理解。
“艺术和商业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对我来说，艺术就是以我自己的标准来做这件事情，商业就是按照另外一个人的标准来做这件事情。”
朱宜现在每年会分出时间来接商业剧本，但自己也在坚持做原创，她觉得每年一定要有一部长戏得是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哪怕觉得这个戏写出来没有人喜欢。
“比较深层次的尝试是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是不抱任何希望、不计成本，全力付出写出来的。”
比如这部去年10月在朱宜母校南京大学首演的《特洛马克》。
2016年南京大学《特洛马克》演出剧照
写于2014年的《特洛马克》改编自《荷马史诗》的下半部《奥德赛》，但主人公不再是原著中的伊萨卡国王、漂泊在外20年的奥德修斯，而是他的儿子特洛马克。
在朱宜的故事中，特洛马克怀着对英雄父亲形象的想象出去经历了很多事情，开始认识社会，这个过程是微妙的，也是痛苦的。对于性、女人、婚姻、家庭角色，以及特洛马克对于父亲的认识，都在朱宜的作品中得到探讨。
但这样的一部作品，朱宜没有想过有剧团会演，南大的吕效平老师在看了剧本之后很喜欢，提出要演，于是这部戏得以与南大的学生们见面。
“我就是很任性地写了一部自己想写的东西。《特洛马克》的演出人数很多，一般来说现在的剧团不太会做超过5个人的戏，刚好学生剧团要毕业，人越多越好，大家一起毕业么。”
“《特洛马克》是一个改编自古希腊题材的戏，很难去把握点，怎么去宣传？它不是一个很讨巧的戏，所以我觉得吕老师想要制作出来，我是有知遇之恩的。写戏追求的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连接感么，‘你懂我’的那种deep connection。”
在朱宜的个人网站上有这么一段话：
She Writes, in English, Chinese, and the language from her secret planet.
也许还需要加一句：
And she only cares about the people she loves.
图中照片均为朱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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