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蔡馨逸

在我国的文化版图中，有一块土地以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现实主义人文关怀和创作传统，诞生了《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文学佳作，以及《老井》《红高粱》等影视作品，那就是陕西。

近年来，继“文学陕军”和“影视陕军”之后，“话剧陕军”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白鹿原》走遍全国74个城市演出430余场，吸引观众超过60万；《麻醉师》《柳青》连续两届斩获文华大奖；《主角》“未演先火”，首演前全国巡演已预售97场；《路遥》入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推荐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在用作品与市场对话中，陕西话剧形成了独特的气质。它总有些“土”：陕西话、黄土高原、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舞台上流转变换；但又“土”得厚实、精彩：乡音中透着乡情，黄土累积成文化意蕴，小人物身上雕刻出时代风骨。

文学土壤孕育出话剧之花

“可是我要唱、我要唱！我一听到秦腔的乐声，我就浑身颤抖、血脉沸腾，热泪盈眶！这是八百里秦川的乐声……是我们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灵魂中生命呐喊的声音……我要唱！我要在这新时代的好时光里，为我的父老乡亲唱！”台上，主角忆秦娥将半生跌宕化作深情道白。台下，掌声响起，直至落幕经久不息。

近日，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主角》结束了在西安的演出，即将前往全国21个城市开启巡演。

《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陕西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忆秦娥从一个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人生轨迹，伴随展开秦腔剧种的传承变迁和复杂世相的宏阔画卷。

从60余万字的小说，到3个多小时话剧，话剧《主角》的创作并不轻松。

话剧与戏曲两种艺术形式怎么跨界融合？小说里近半个世纪的沉浮际遇如何取舍浓缩？演出与生活的戏中戏怎样穿插衔接？从2019年3月拿到《主角》的话剧改编权，这些问题就摆在了主创团队面前。

三年来，主创团队11次组织专家研讨，多次到陕西三原、泾阳、眉县的“戏窝子”体验采风。

编剧曹路生9易其稿，用《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狐仙劫》等秦腔剧目串起忆秦娥的艺术成长与命运变迁，形成戏曲与话剧的互文。导演胡宗琪用一把不变的红椅子和54个场景的变化，实现戏曲舞台与生活场景的跳进跳出——忆秦娥每每坐上椅子、穿上戏服都意味人生际遇的转变，将秦腔名伶的人生与戏曲紧密交织。

为了诠释好秦腔演员的身段气质，演员们从压腿、踢腿、跑圆场、靠山膀、倒立等学习戏曲基本功。忆秦娥的扮演者刘李优优说，在踩胯、劈叉时几乎所有演员都疼得掉过眼泪，只有体会过秦腔演员吃过的苦，才能了解他们的感受。

舞美、灯光、服装、道具、音响……每一个环节都在精益求精，合力呈现一部对得起观众的舞台作品。在首演之后，根据专家和观众的建议，主创又对演出呈现进行多次提升。

“如果文学是树，话剧《主角》则是精心打造的家具。”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说，“陕西人艺给予我们一个文学剧院的形象，在文学中汲取选题，来建立剧目，扎根、植根于这片沃土，演老百姓的事，演人民生活。”

《主角》并不是陕西人艺首次将茅奖作品搬上话剧舞台。当2014年陕西人艺决定排演大戏时，陕西文学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白鹿原》是陕西文学的高峰，有极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地域特征浓厚，作为陕西的院团，将这样一部作品搬上舞台，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说，从2015年底首演至今，《白鹿原》走遍全国74个城市演出430余场，吸引观众超过60万。

三年后，陕西人艺再次从文学中寻找灵感，推出话剧《平凡的世界》，目前已演出超过246场，观众超过30万。

在李宣看来，陕西文学为话剧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土壤，从《白鹿原》到《主角》，陕西人艺用舞台艺术重塑文学精神内核，从“文学陕军”迈向“话剧陕军”。

近年来，陕西的话剧工作者以扎实的艺术创作推出“茅奖三部曲”、《麻醉师》《柳青》《长安第二碗》《路遥》等作品，两度斩获文华奖，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活跃在戏剧节和巡演舞台。

扎根现实讲述大时代

舞台上代表戏曲的话剧有哪些剧目，雪花漫天飞舞、黄河奔流不息，黄河号子时而铿锵嘹亮，陕北说书时而悲切曲折。光影变幻、乐曲流转间，观众们仿佛置身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黄土高原，跟随演员一起经历著名作家路遥追求文学理想的一生。

5月23日，西安话剧院创排的话剧《路遥》在西安新城剧场上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话剧《路遥》入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推荐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话剧《路遥》由著名作家、剧作家唐栋执笔，著名导演傅勇凡执导，以作家路遥为主人公，生动刻画路遥生活中的困顿与烦恼，以及他文学创作的追求、曲折与成功，着力还原这位耿直敦厚、热爱人民、痴迷文学的作家。

在话剧中，面对各种文学思潮冲击，路遥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写出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接连遭遇退稿，被评论界批评“过于陈旧”。是追赶潮流，还是坚守初心？他清醒而坚定地回答：“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能传达普通人的苦难和焦虑，那它就不配成为文学！”

发端于悠久的人文历史传统，延续了延安时期红色文艺的基因，陕西文艺凝结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范式，它不仅存在于文学中，也彰显在话剧舞台上。

西安话剧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西北人民话剧团，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第一个话剧表演专业团体。

西安话剧院院长任雪迎说，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延水长》《艰难时事》，到近年来在全国巡演的《麻醉师》《柳青》《长安第二碗》《路遥》，西安话剧院充分挖掘运用陕西地域元素，注重描摹小人物的生活变迁，展现时代发展变化，讲好百姓故事，抒发时代共鸣。

在《柳青》中，柳青和皇甫村村民的日常交往演绎的是新中国农村运动的轰轰烈烈；在《长安第二碗》中，一家葫芦头泡馍馆的人间烟火浓缩了40年的改革巨变；在《红箭红箭》中，秦岭深处的军工科研人员在爱情与事业的抉择、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扛起国家使命……

“写时代必须塑造人。”任雪迎说，塑造好人要熟悉生活，才能真正表现出人物的言行。

柳青从一个带有一些“洋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与乡亲们心连心的“庄稼人”的过程，精准地体现在“圪蹴”这个泥土气息浓厚的动作上。“圪蹴”是陕西关中方言“蹲”，也是关中农民习以为常的动作。柳青的扮演者林波说，“圪蹴”是专门设计的动作，它代表柳青把县委副书记的官架子放下，从动作行为到内心感受都去贴近农民。

在《路遥》的舞台上，面对生活拮据，路遥动过为老板写传记赚钱的心思；《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后，听到批评的声音，他极其苦闷……犹豫徘徊过后，他再次鼓起劲来，回归文学初心。“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路遥，看到他的内心冲突，看到一位作家终生的劳绩和使命。”评论家肖云儒说。

面向市场改革创新不止步

如今西安话剧院已经走过69个年头。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文艺工作团的陕西人艺即将迎来74岁生日。这两个伴随共和国成长的文艺院团，见证、参与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西安市建西街163号陕西人艺的办公楼后，有一个能容纳200多位观众的小剧场。它建成于2011年，是当时西安第一家话剧专业观演环境的小剧场，也是陕西人艺面向市场求发展的起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下，话剧日渐式微。为了激发文艺院团活力，2009年，国家开始对国有文艺院团“事转企”改制。不少院团在变革带来的动荡中开启了复杂且艰辛的探索。

2012年，李宣担任院长时，陕西人艺已经连续7年没排演大戏，日常在岗的员工只有12人，账面余额1万多元。怎么让剧院活下去成了摆在她面前的头等大事。

“剧目是立院之本，该做的就是排戏。”李宣说。在无编剧、无演员、无观众的情况下，李宣和其他八个职工组成了“剧目股东会”，自掏腰包、自编自导自演了陕西人艺的第一部小剧场话剧《欲望酒吧》。为了宣传话剧、考察市场，“股东们”创作之余到西安市各个人流密集的地方发宣传单，邀请观众走进剧院，聊一聊他们对话剧的看法。

从第一场演出只有一个观众，到连演36场场场爆满，《欲望酒吧》不但实现盈利，更让陕西人艺看到回归主业，走向市场的曙光。2013年，他们趁热打铁连排13部小剧场话剧，通过一个又一个剧目，摸索管理机制，储备艺术人才。同时，陕西人艺邀请西北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团队，对员工薪酬福利进行了企业化改革，用目标责任制配合绩效薪酬体系激发出员工创作演出的积极性。

同一时期，西安话剧院也在摸索现代化文化企业改革。“万变不离其宗，剧目质量就是生命线。”任雪迎说，“在确定选题后，我们把项目负责制落实到剧目的创作、演出、宣发、文创全流程，为排好剧、闯市场打牢基础。”

在坚守与变革中，陕西话剧院团迎来了新的机遇。

随着人们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和消费能力提升，话剧以独一无二的现场感和艺术张力俘获众多观众的心，走进剧院重新成为潮流。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2021全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话剧演出总场次1.61万场，票房收入达到23.89亿元，消费主力是18至39岁的年轻人，其中“95后”“00后”消费者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

比起单纯欣赏演出，年轻的话剧观众们更追求体验感和获得感。

为了满足观众新期待，让剧目可观看、可互动、可分享代表戏曲的话剧有哪些剧目，剧院在舞台外下的功夫并不比舞台上少：演出前，配合购票电商平台推出宣传海报和文字介绍，在剧院大厅摆放海报展板、宣传册和文创产品营造打卡拍照的氛围，演出后，发布高清剧照、组织签售和观众见面会活动，浏览社交媒体收集观众反馈……

“随着市场发展，院团从创排剧目、运营推广、版权保护、周边开发多点发力，打通话剧产业链上的每一环。这是话剧院团现代化管理水平的提升，也是我国话剧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李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