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戏剧性”这个主题的讨论，首先从古代希腊文学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一书中开始，之后，各种理论都从各个角度对“戏剧性”这个主题做出了解释。
但是，“戏剧性”这个词的涵义很广，汪余礼先生认为“戏剧性”与“戏剧的本质”、“戏剧的特定美学性质”、“它是一种生活语言”等涵义有关。
“剧场艺术的特征”，有着其他艺术类型所没有的，对于这一特征，各大研究者有着各自的解释，作者更愿意把剧场艺术看作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遭遇，在遭遇的过程中，演员与受众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并带动受众当时的反应与行动，
剧场演出在受众的视觉范围内，促使受众对自己看到或听到的事情做出及时的反映与评价，因而剧场是一个整体领域内人们彼此了解的过程。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一书认为：“戏剧之所以称为诗歌，是由于其产生的基础幻象是所有诗歌都具备的，而戏剧既是一种文学体裁，又是一种诗歌体裁。”
这一论断揭示了“戏剧是诗”这一命题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一种更具有实验性质、更具有特色的话剧，这种讨论虽然扩展了话剧的内涵，却并未讨论话剧的优劣之分。
然而，在对话剧审美价值的重新评价中，我们又必须回到“诗性”这一术语的视角，而话剧怎样具有诗性，则成为当代话剧艺术革新的一个重大切入点。
曹禺是中国话剧史上“以剧写诗”的卓越作家，他的戏剧思想被认为是其戏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田本善在1992年首次将曹禺的戏剧理论定位为“诗意的现实主义”，并且认为曹禺的戏剧理论对中国话剧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时期的罗曼史对曹禺的戏曲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受到了“现实与诗”这一近代戏曲艺术思潮的冲击。接下来，笔者将从曹禺的戏剧作品出发，剖析曹禺的话剧诗歌化，希望能对话剧作家们的诗歌化创作有所启示。
一、人物和主旨：情感和哲思叩问精神和心灵
海德格尔说：“思维就是诗作，存在之思维就是诗作的最初形式，思维是原诗，它比所有的诗歌都要早，思维的诗性本质就是保持，存在着真理的运行。”
因此，诗歌戏曲是一种“存在之思”，体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人生反思，把诗人对于人生的感悟、对于人生的探索等融入到戏曲创作之中，就像李渔所说的“代人立言”一样，而角色又是戏曲创作思维的一个有力的载体，这些都是对戏曲创作思维的正面或负面的证明。
谭霈生曾经说过：“戏曲的对象就是“人”，而观众与读者所关注的也是“人”。这要看编剧笔下的角色，能否打开这个角色的心灵之门，能否成为一个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角色，能否成为一个具有深刻心灵取向的角色。
曹禺的每一部话剧，都表现出了他对当代人民生活状况和生活现状的高度关切，1930年代以来，他一直把反对封建、个人解放作为题材，他的《雷雨》表现了一个被资本主义统治的封建家族的悲惨命运，《日出》则是对半殖民地“金钱至上”思想的猛烈攻击，而《原野》则是对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农村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之后，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又写了《黑字二十八》，描写一批日本爱国者同日本间谍、叛徒的战斗，以及《蜕变》，暴露了医院里的贪污现象等等。
曹禺的创作除了与其所处的时代特征相联系之外，还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那就是对人类存在状态的关注，人类在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下，面对难以摆脱的困境和苦难戏曲话剧文案怎么写吸引人，对人生走向的探索使得他的创作具有了一种诗情画意的意境。他对诗歌的诗意追求，在剧中的角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性人物”指的是戏剧家根据主题所创造的一种精神境界，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深刻的反思，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向往，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深刻的认识，然而，在这个时代的囚牢里，他们却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了一种悲哀的情绪中，并对那一丝微弱的曙光抱有一丝期待。
《雷雨》一书中，被称作“雷雨”的繁漪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疯狂、迷失的挣扎，“非恶即爱，非恶即恶，万事皆往两极”，即使在长久的压抑下，她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立意识，仍然有着一种想要掌握自己的人生的强烈欲望。
面对周朴园的压抑，她并没有屈服，她与周萍之间的回避与抵触，她表现出了一种无法压抑的蛮荒气概，她对这种扭曲的感情，不仅没有停留在封建道德的质询上，而且还从中得到了心灵上的慰藉与充实。
这个对爱和新生活的渴望形象充满了诗情画意，尽管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悲剧，但是繁漪说出了“我不会，我从来不会。”这一告状和概括提升了角色的勇气和活力，赋予了生活以活力和诗性，深刻地表现出了角色心灵中的精神力量。
二、台词：含蓄和强烈的情感流露
但丁提出“四义说”，指出文字有字面义、隐喻义、道德义和寓言义四种含义，并把戏剧看作是一种以角色对白为手段，集中反映矛盾的一种文艺形式。而那些真正富有动作色彩的对白，一定要带有抒情色彩。
应该是表现出了诗所具备的优美、传神、饱含情感特征的语言，它是从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加工的，以便在戏剧的舞台上更好地传达角色的情感，它是一种非表面的，带有一种固有的诗意的语言。
综观曹禺的话剧，他那富有诗意的对白，不会使他的表演技巧止步于一种隐晦或激烈的情绪两个极端戏曲话剧文案怎么写吸引人，而是会及时运用对白的积极作用来表达角色的心理情绪。
《家》一书里，觉新与瑞钰都是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典型，他们在作品里互相诉说着自己的心声，却又无法互相了解，也没有争吵，然而，他们那一句句含蓄而又隐晦的话语，却把两个人的精神世界表现的淋漓尽致，又把两个人默默的抗争，让我们跟着他们的心跳与心灵的呢喃，体会到一种诗意般的紧张气氛。
三、意象：无限意蕴的表现形式
“戏剧意象”是一种象征意义上表达诗歌意境的一般想象，是一种通过戏剧所展现的表达理性和感情复杂体验的特定图像。
苏珊·朗格曾经说过：“话剧是一门诗歌的艺术，这是所有诗歌都具备的一种基础幻想，即虚构的历史。它反映了人的生活，反映了目标，反映了方法，反映了得失，反映了城府，反映了死亡。”他提出“幻象”一语，即“意象”一语，是将戏曲作为一种不同于普通生活的符号化的表现方式，即戏曲本身所特有的独特特征。
在一场戏剧中，意象是一种非常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恰当地使用它，能够让一部戏曲作品表现出丰富的诗情画意，让它充满了戏剧性。从包含了整个剧本的主题思想，从最细微的细节，都能体现出作者的美学思想与艺术领悟。
曹禺在其小说创作中，注重运用戏剧性的比喻，从而赋予其诗歌的诗性特征。在曹禺的戏曲创作中，形象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种情景化呈现的形象。就拿《雷雨》中的“周公馆”这个形象而言，“周公馆”是一个被封建统治所笼罩的场所，而“周公馆”在里面的人眼中则是一座巍峨的山峰，这个形象的象征意义远比它本身所代表的“事情”要大得多。
而在《原野》中，一望无垠的平原与荒凉的黑森林，则是一种狂暴，与邱虎、金子等“原始人”的狂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出》中以陈白露所居酒店及窗户外的红日为代表的形象，表现出一种诗意的意境，使事物与作者自身的情境、心态相一致，正是曹禺所谓的““情”、“理”相融”的意境。
第二种形象表现形式是对角色自身及角色性格的描述。《北京人》一书中所描绘的三代“北京人”以及“北京人”的“猩猩”都是以一个人物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而在这一幅画面中，那个身材高大、体型巨大的猩猩黑影，尽管与真实的现实不符，但它依然具有强烈的活力，它成为了一个脱离了封建主义桎梏的人类的代言人，它也成为了一个与真实的北京三代人相对立的社会，也成为了曹禺所歌颂的“人人平等”的社会。
这两种“北京人”形象相互映衬，体现出该剧的主题思想和思想内容。再比如《雷雨》中的“雷雨”角色，就是一种典型的人物形象，而在现实生活中，当一场风暴降临到这个角色身上的时候，就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角色的特征，那就是这个角色就像雷雨一样，可以肆无忌惮地去爱，去憎恶。
第三个形象是用戏剧的名字构筑起来的。曹禺的许多剧本，比如《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都是以名字为中心的主题，其中的形象既有现实的，又有虚幻的，都是“情”、“理”的结合，充分体现了形象的重要性，体现了作者的深邃哲学思想和诗情画意。
结语
作为一种极富文学性的戏剧，其诗歌的诗性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剧作者在体悟与写作过程中，除了对戏剧的形式与内涵进行反思外，还应当把“戏剧诗性”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写作之中。
当前话剧的发展中，由于许多编剧对此认识不足，致使话剧“烂剧”频频上演，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创作上，我们都应该对“戏剧诗性”给予足够的关注。
曹禺是中国乡土戏剧创作的一个顶峰，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推进中国乡土戏剧创作发展的一个切入点，从而让当代戏剧既具有现代感，又能保留民族特色，并能达到诗意化的审美境界。
参考文献：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