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剧论争的百年回响与戏剧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在上午9时准时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廖奔，中国唱片集团总经理、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樊国宾，《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小枫先后致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主持开幕式。

众多专家莅临现场，么书仪、周华斌、王安葵、赵山林、胡星亮等学者进行了大会发言。前辈学者沈达人、谭霈生、钮骠先生，通过视频和电话，向会议的圆满召开表达了热情洋溢的祝贺。

朱信凯给予会议热切期盼：“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提出纲领性的规划，反复强调‘文化认同才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戏剧影视学的理论探索不仅止于指导戏剧影视的创作实践，更是实现“文化认同”战略目标的重要参考依据，相信本次会议能够活跃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我校戏剧影视学学科群策群力，能够获得更好发展。”

陈剑澜认为，新旧剧论争是一场极为深刻的观念论争，深深影响了中国百年来戏剧艺术架构的整体形态、中国百年艺术的结构形态以及百年来中国文化形态的某些核心要素。

26日下午2时开始，分组发言有条不紊地在各分会场展开。

新旧剧论争与文化转型

分会场的第一组以“新旧剧论争与文化转型”为主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谷曙光将周作人著作中涉及传统戏曲的内容尽可能找到并仔细研读。谷曙光认为，周作人与传统戏曲的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早年的观剧经历、五四时期的批判否定、2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反思、1949年以后的“态度转变”。谷曙光还介绍了周作人对戏曲的真知灼见，以及鲁迅、周作人兄弟戏曲观念的异同。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简发言的题目为《新视角下的理论推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戏曲表演特点的再认识》。“虽然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乾隆、嘉庆以后，对传统戏曲的表演特点多有论说，但仍缺失甚多”，他介绍道，“新文化运动关于新旧剧的论争，借助西方的戏剧理论和剧本写作，使传统戏曲表演象征性、程式化、脸谱运用等诸多特点得到概括，并在此后对西方思潮的接受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体现着参照系变化下的戏曲理论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科林的发言在着眼20世纪早期戏剧启蒙运动的同时也观照当下。相较于把戏剧改良视为精英知识分子所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民族启蒙运动，李科林考虑的是由观者至观看对象的从下往上的理论向度，她认为，20世纪早期视觉经验中所出现的“新奇意向”、“视觉机器”、“符号象征”和“历史景观”让我们认识到过去其实尚未过去。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子凌在发言中介绍了戏剧家洪深。洪深在上海戏剧协社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经典，它被认为是“在创造新的排演制度上做出了示范性的努力”，“提出与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戏剧美学原则与表演体系和模式”，刘子凌从原始文献出发，梳理了这一演出前后洪深的言行，并且将其置入当时复杂的文化和舆论环境中进行审视，对这次成功的演出机制做出了新的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生薛舒丹分享了以天桥与“平民性”为主题的研究，从历史、时代和大鼓书本身魅力三个角度探讨1930年代北京天桥“平民性”的生成谱系。作为北京平民的容身之所和休闲之地的天桥在迁都后成为老北京文化的代表进入古都书写者们的视野，被赋予了或写实客观、或深沉忧虑的宏观层面上的意义，这其中有着历史、社会、时代等多方面的原因。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张婷婷的论文题目为《走过“五四”戏剧论争之后：梅兰芳与新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张婷婷选择了“新青年派对旧戏转变态度的原因”这一主题，通过对历史的梳理，重寻新青年派从将民族艺术与西方艺术二元对立的极端态度回归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分析他们在辩论中对于梅兰芳艺术的复杂心态以及论争过后与梅兰芳的交往，得到了对五四戏剧论争的功过得失较为客观的认识和了解。

《天女散花》是梅兰芳的早期代表作，也是他形成个人风格及引领中国剧坛新潮的标志。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均的发言通过对梅兰芳《天女散花》的创演、理念以及运作的考察，来探讨梅兰芳《天女散花》所蕴含的“古今中外”，陈均认为，《天女散花》的形成和流行，恰好应和了现代中国之总体方案与愿景，也成为现代中国意识的一部分。

梅兰芳在民国初年推出的红楼戏《黛玉葬花》、《千金一笑》和《俊袭人》以其新颖的装扮、精美的布景、精湛的表演和大力的宣传而名噪一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出红楼戏最终并未成为梅兰芳的经典剧目。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王永恩的研究围绕梅兰芳的“红楼戏”，分析了梅氏红楼戏的过度商业化、对原著理解偏颇、过于重视外部表现形式以及作品戏剧性的缺失等使得红楼戏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的原因。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刘汭屿想要着眼戏剧戏曲本体研究，她认为民国戏曲改革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民国时期的戏曲革新经验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刘汭屿想要梳理以梅兰芳和欧阳予倩为代表的两种民国戏曲革新路线和现代化革新思路，总结一些经验。

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张晴滟的发言围绕鲁迅对梅兰芳的批评，梅兰芳以《红楼梦》为题材编创了一系列“古装新戏”，那些被当年戏曲评论家赞赏的“现代导演手法”却引起了推崇“摩罗诗力”的鲁迅的不满。张晴滟通过追溯近代以来戏曲改良如何以西、雅结合的线性透视改造既古又花的京剧，跳出非此即彼的鲁迅和梅党之争，理解鲁迅当年一系列京剧剧评的缘起。

袁国兴对每位发言者都做出了较高评价：学者们的发言体现了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同时在各自擅长领域内的发言能够引发其他学者的思考。此外，袁国兴着重肯定了薛舒丹的选题：“这篇论文给本次学术论坛增添了新的活力，新的视野。”同时建议薛舒丹加上文本研究，因为鼓词作为非文本的口头传播的艺术形式，演变的研究价值非常大。

全球视域与跨文化对话

在第一组中，学者们梳理历史，立足国内，第二组发言的学者们则把目光投向海外，分享他们围绕全球视域与跨文化对话展开的研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民众戏剧一次被中国戏剧人所认识，戏剧民众化的努力贯穿了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始终。北京大学外语学院罗湉梳理了罗曼·罗兰“民众戏剧”改变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厘清中国早期戏剧人对于这一概念的认知思考古代戏曲与现代话剧的融合，以此呈现中国戏剧民众化发展的困境与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柏在《张德彝使西“述奇”中记载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演剧——晚清国人西方戏剧接受史考辨之一例》中讲了当时国内对于晚清使臣观剧记录的偏见，以及对于西方主流戏剧形态的误读：把易卜生式戏剧当成了主流，而忽略了剧场性的层面。

山东大学外语学院的冯伟在《传统戏曲的现代认知：三十年代梅兰芳出访的戏剧“翻译”策略研究》中谈到梅兰芳访美与访苏两次出国的材料因为接受他者不同，针对何为“戏曲”、何为戏曲的本质特征等问题，在译入语中都有不同的呈现，尤其是在美国带有一种自我东方化的倾向，冯伟还补充了其背后所隐藏的官方背景，并指出这种跨文化“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传统戏曲现代性追求的多种面向。

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的耿余也聚焦梅兰芳的跨国艺术传播，她认为1930年访美演出中，梅兰芳等人从西方观众的审美接受角度出发，在美国舞台上所呈现的是经过有意择取的、裁割的，因而也是不完整的京剧艺术。受此影响，美国戏剧评论家斯达克·杨对梅兰芳艺术存在认知理解上的错位。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张诗洋在会上的发言题目为《轰动一时的话剧探索与纠偏——张彭春日记所见1924年泰戈尔演出始末》。今年春天，张诗洋新发现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张彭春日记，详细记载了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新月社排演戏剧《齐德拉》始末，而新月社搬演《齐德拉》的探索，是为“国剧运动”的先声。

西南大学文学院徐欢颜介绍，曾朴在1914年至1930年翻译了六部法语戏剧，他在翻译时采用了他自创的一种新诗体，“有声调、有韵节而通体全是极简单的白话”。不同历史阶段对曾朴戏剧译文的批评褒贬与曾朴的翻译语体不无关系，他的语体选择不仅关涉法语原作的历史文化语境，更与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罗琦的发言围绕初期创造社在新剧剧本创作上的两种探索路向展开，其中，郭沫若和田汉的剧作代表了他们试图“融合”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戏剧两种戏剧形式的巨大努力，陶晶孙的作品则代表了一种直接“移植”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戏剧思维方式。

新加坡现代戏剧的历史，向来被学者们纳入文学史的范畴中，由此突出戏剧作为“新文学”的类别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现代戏剧作为社会运动的意义，并将戏剧重点放在剧本而非演出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陈涛以1919年前后的《新国民日报》和《叻报》上有关戏剧的史料为中心，分析介绍了新加坡现代戏剧理论之发端。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萧盈盈着眼80年代初的现代派戏剧，在当时，现实主义本质和其揭露现实之功能间的联系可以被松绑而且不导致现实主义对自己本质为何的追问与混淆，也因此现代派戏剧中呈现出的是一种模糊性的现代性，既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与互动，这是现代派戏剧区别于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主要特质。

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生乔西汀提交的论文题目为《〈威尼斯商人〉中仪式阈限性对人的实验》。基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关于过渡仪式、人类仪式中阈限性以及霍米·巴巴对于第三空间建构相关的理论，本文旨在探讨莎士比亚经典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创造出的阈限性，及其对于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塑造、观众接受等方面的影响。

冯伟和耿余深入而具体的谈了梅兰芳的出访，引发夏波思考的是跨文化戏剧的问题：西方戏剧引进来和中国戏曲走出去，面临的是话语体系的对接和碰撞以及我们在走出去当中的诉求和达到的实际效果。误读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它可能也是创造性的。同样是前苏联艺术家看待戏曲，斯坦尼看到的是有规律的自由的动作，梅耶荷德看到了假定性。

会场气氛热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各有千秋，大家纷纷展开学术争鸣，意犹未尽。夏波认为，孙柏的文章包含内容非常丰富。探讨西方戏剧怎样被中国认识，那种最直接最原始的感受，是很有价值的。夏波还肯定了张诗洋对张彭春日记的发现：“因为张彭春在中国话剧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这份材料对于中国话剧的研究很有价值。”乔西汀发言后，老师们纷纷表示后生可畏，也给她的论文提出了专业的指导建议。

时代话语与剧曲新制

以“时代话语与剧曲新制”为主题的第三组分会场发言涵盖了学科建设、文本分析等丰富的内容，并为有着共同关注的学者搭建了对话的平台。

李伟、张伟品、李志远都选择了现代戏曲作为自己讨论的重点。

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的李伟娓娓道来，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立足现代戏曲研究与戏剧学学科建设，向在场各位介绍了“我为什么要做现代戏曲研究”。

上海戏剧学院张伟品向在座学者说明，他写本篇论文的初衷是自己平时的思考，张伟品关注戏曲舞台形态，形态决定了剧种的性质。他认为，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的现象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发言还涉及了戏曲现代化的道路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李志远论述了现代戏及其美学特点，他认为，现代戏发展至今，学界已经基本认同其作为戏曲样式已经成熟，具有独立的美学特色，这种美学特色主要表现为强烈的主旋律、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追求艺术真实与现实生活的统一、内蕴有强烈的现代性和求奇追奇的特点。

高明、罗雅琳选择了抗战时期的戏剧作为研究切入点。

长江师范学院的高明介绍道，提到延安戏剧运动，通常认为延安剧运中“小戏”占了主导地位。这一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但翻阅相关史料，则会看到这一说法忽略了不少事实，如延安“大戏”的勃兴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真正贯穿于延安戏剧整个过程，有力地承担起时代使命的，是延安“大戏”。

常有人认为，左翼从批判旧剧转向创作历史剧，不过是为了应对审查制度、吸引更多观众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是对于“旧”的妥协。北京大学中文系罗雅琳认为，左翼剧人们在历史剧作中使用虚构笔法，并非以“虚假性”污染了“历史真实”，而是一种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以唯物史观书写历史的方法，是左翼文艺工作者所创制的一种全新形态。

1943年开始，田汉在传统京剧演出曲本的基础上对“白蛇传故事”进行改编，历经十余年，先后有三个版本刊行。1955年定稿出版的十六场京剧《白蛇传》曲白精到、线索凝炼、人物形象鲜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孟梅认为，从文本结构上分析，1955版《白蛇传》强调了矛盾冲突和抗争精神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深刻的悲剧性和丰富的文化意蕴。

扬州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邓良的发言题目为《物质性舞台与革命记忆之场——新中国革命历史剧舞美风格定型的内在逻辑》。新中国话剧舞台上的革命记忆之场，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复杂多样的风格场景：既没有出现舞台去物质化论者描述的那种断裂式的风格蜕变，也不像艺术反映论批判者臆想的那般铁板一块毫无变化。

据上海教育出版社李声凤介绍，由于种种原因，基于都市剧场和市民文化的现代戏剧传统遭到了有意无意的忽略和遗弃。当戏改纲领将构想中的“旧戏”拟定为唯一的潜在改造目标时，它事实上面对的却是基于农业文明的“古典戏剧传统”与基于城市文明的“现代戏剧传统”相混杂的局面。而1940年代时刚刚走向兴盛的越剧，更是其中的代表。

《郁雷》是抗战后期重庆剧坛颇受热议的作品。剧本改编自《红楼梦》，作者朱彤借宝黛爱情悲剧发出了“性灵解放”的呼声。作为新人作品，该剧的上演本应得到鼓励，一场“《郁雷》是不是《红楼梦》”的论争却将作者与公演剧团中央青年剧社推上风口浪尖。南京晓庄学院的段丽在此背景下发言。

评议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王廷信认真聆听了每一位学者的发言，详细地指出了学者们发言的闪光点，也给出了宝贵的建议。王廷信认为张伟平所提出的形式决定了戏曲的性质的判定非常值得肯定，还肯定了孟梅整理演剧资料的耐心。

戏曲经典与当代阐释

第四组发言的主题为戏曲经典与当代阐释，发言的学者各抒己见，从传统戏曲和经典剧目出发，进行严谨又不乏科学精神的探索。

毛忠和张静都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梳理了戏曲史，不同于往常的认知，二位用西方理论模式重新审视中国戏曲。

梅兰芳纪念馆毛忠认为，学界在百余年的戏曲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既有试图摒弃中国戏曲而代之以话剧的偏于极端的发展时期，也有“文艺为政治服务”这种脱离戏曲艺术本体的片面理论研究阶段。然而整个二十世纪百年的戏曲发展史，从舞台实践上来说古代戏曲与现代话剧的融合，就是如何让戏曲在传统的基础上现代化的历史，其核心是如何接受、吸纳戏曲的传统形式，创造出能够反映、表现现代生活的舞台剧目与新的表演形式；从理论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则是学界试图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化的戏曲理论话语体系的历史。

《中国戏曲通史》是每位戏曲研究者最耳熟能详的著作，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杂志张静详细讲述了自己选择《从〈张庚日记〉看〈中国戏曲通史〉的编纂》这一研究课题的原因和契机，她仔细梳理了手头的大量资料并介绍给在座各位。金红评议说：“希望你能够通过读张庚日记，通过他的思考，研究戏曲通史是怎样写的，非常期待你的成果。”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林婷的发言题目为《音声之秘——“程腔”与时代的“交往”》，“程腔”系基于以程砚秋为核心的京剧团体对时代文化特质的敏锐感悟及创造性表达；观众对“程腔”的“审音”与“命名”体现着时代“文化共同体”内部的分层、调整与互动；“学术化”使“程腔”经典化，并成为传承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啸余谱》是明中后期的曲谱的代表作品之一，通常根据程明善万历四十七年原序和张汉康熙元年序言将其分为明本和清本两种。中山大学中文系董诗琪在比对后认为，所谓明本和清本，其内容亦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故而将现所见之版本分为明本初印本、明本后印本、清瑞凝堂本、清苕城张府本、清圣雨斋本、明词汇刊本六种。不仅如此，董诗琪也将明本和清本进行了对比，探讨张汉改订的具体内容以及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所陈琳从交织表演文化理论视角出发，分析我们民族的传统戏剧样式自20世纪初以降展现的现代面容，即现代戏曲。陈琳截取一些不同时段的“局部”，以交织表演文化和表演性美学为理论框架，梳理“戏曲在现代中国”的几个事件，以期为“现代戏曲”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

江苏科技大学文学院金红的侧重点在昆曲现代舞台美术，金红不久前偶遇江苏省昆剧院精华版《牡丹亭》舞台背景久违的“黑”，给人的感觉却是肃穆而亮丽，素朴而绚烂。对比时下诸种绚丽多彩的舞台美术，“黑”背景是另类，更是神话。金红认为昆曲美在唱腔、唱词、表演，繁复的舞美和背景色彩反而会减弱表演的韵味和深度，因为昆曲本身就是色彩和深度。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李逊楠带来的《中国传统戏剧的当代在场---京剧的多元创新史》为在座学者们解释了何为“合法性研究”：他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来认识京剧。李逊楠认为，过去许多中、西方学者对京剧持有一种线性认识，应该被否定。他希望通过一种非线性的结构和思维模式重新认识京剧乃至所有传统戏曲。

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师生从个案着手，分析了传奇、南戏、杂剧等杰出作品，考证翔实，思考深入。

南戏《张协状元》的“团圆”结尾，向来为学者所诟病。贫女复嫁张协，普遍认为受其“从一而终”贞节观念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张勇风分析了《张协状元》背后的宿命思想和社会现象。该剧“团圆”结尾的生成源自唐传奇《定婚店》和《灌园婴女》，反映的是“姻缘天定”和“贫女难嫁”。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韩晓发言的主题为《科举文化、婚嫁习俗与明代激励状元戏的情节模式》。激励状元戏是在明代科举文化、婚嫁习俗、教育制度等因素影响下出现的一类状元戏。对明代激励状元戏情节模式的探究，可以把握它们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对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状元戏不同时期的情节架构和思想意蕴都具有重要意义。

元杂剧《潇湘雨》结尾“父女完聚，夫妇团圆”为人诟病。结合元代社会现实和杨显之的创作经历进行阐释，该剧不单是一部书生负心婚变的剧作，更是一部反映元代官场腐败的作品。其团圆结尾符合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展现了元代书生地位之卑贱、女性婚姻之不易、官场吏治之腐败，并与杨显之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相符合。陕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公冉然分析该剧结尾被批判的原因，力求可以准确地认识该剧主题。

评议人金红给几位硕士生的充分肯定和切实可用的建议赢得了在场硕士生们的感谢。评议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赵晓红对每位学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扩展性问题。

大会发言与闭幕式

闭幕式与大会发言在27日上午9时正式开始，参会学者们齐聚一堂，首先听取了11位发言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分享。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袁国兴带来发言的论题为《新剧意识的发生与蜕变——兼及对曲艺性演剧形态的认识问题》。他说：“认识到曲艺性演剧与纪实性演剧的不同，充分肯定曲艺性演剧的双重表演意向，不仅对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戏剧意识的演进有重要意义，对理解当下其他一些表演艺术形态也多有启示。”

日本摄南大学濑户宏认为一般来说，文明戏就是早期话剧。但进入21世纪以来有些戏剧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文明戏不是属于话剧的戏剧形态。文明戏虽然包含着跟话剧不同的戏剧因素，但文明戏的主导戏剧因素还是话剧，早期话剧这个称呼很合适。

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成就斐然。中央戏剧学院胡薇针对现实主义作品创作的热潮进行反思，通过探讨现实主义作品在创作上的得失，梳理、辨析现实主义作品在创作及评论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并追溯其产生的根源及其影响，力求探析问题的实质以便固其根本、浚其泉源，重塑中国现实主义戏剧作品未来发展的格局与愿景。

19世纪中后叶，在东西文明深度碰撞引发的“西学东渐”的时代风潮之下，在戏剧领域，日本和中国都开启了引入“西法”革新、改良本国戏剧的戏剧改良运动，并在20世纪初出现了直接照搬、模仿或移植西方戏剧再造本国“新型戏剧”的戏剧运动，“新剧”之名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应运而生、大昌其道。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范方俊发言围绕“近代剧”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中国“新剧”发展史上的名与实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江棘梳理了现代中国“民众戏剧”话语的建构、嬗变与国际连带。在中国近现代戏剧史上，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戏剧”曾被树为一面大旗，风声猎猎，应者云集。在诸多戏剧专业内外的刊物、报纸上，都被各界“摩登”人士热烈地讨论过，几乎成为一个无需自证的信仰。然而吊诡的是，这样一个似乎“自明”的概念，在今日却面临着描述与定义的困难。

对于中国戏剧形成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中国传媒大学姚小鸥通过图像分析，认为，在唐代中国已经有了完善的戏剧样式。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谢柏梁和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赵晓红分别在自己既定发言主题的基础上发散思维，分享了众多自己的看法和成果。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王廷信发言聚焦五四时期新旧剧论争的焦点及其影响。王廷信提出，首先要考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动机，因为新旧剧论争的出现就是由这个动机催生的。他分析了胡适、张厚载等人的观点，并肯定了新旧剧论争的价值。

京剧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京剧院张正贵对当下戏曲发展现状有着深切体会，带来了主题为《国际背景和时代语境下的京剧前景》的发言。

2020年，是田汉话剧处女作《梵婀玲与蔷薇》诞生一百周年，电影剧本处女作《翠艳亲王》诞生九十五周年。而这两部作品恰巧又都可以看作是话剧《名优之死》的创作基石，因而，《名优之死》为后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横断面，可以从中了解田汉戏剧创作的心路历程与戏剧实践的思想理路：由旧知新，再由新及旧；再到新旧抗行，最后达到新旧融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一帆从《名优之死》的创作历程、文本解读和搬演历史等几个方面，来探究田汉戏曲观的演进，并进而讨论当下及今后应该如何对待话剧名作的整编。

学者大会发言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颜梅发表了闭幕致辞，宣布了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颜梅首先感谢了本次会议的合作伙伴中国戏剧出版社、《戏剧》杂志社和《戏曲研究》编辑部，感谢了到会的专家学者，肯定了文学院戏剧影视学科为此次会议所做的努力。

“ 这次学术研讨会话题覆盖面相当广。”颜梅总结说，“既有从历史视角对新旧剧论争的重新考量，也有从世界格局来探讨全球视域和跨文化对话，还有对当下从技术到制度的现实语境下的时代话语的关注。”

颜梅感慨道：“参会嘉宾有80岁的老专家，也有很多80后，甚至提交论文的学者中还出现了00后的身影，这使我们学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汽车的后视镜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前行，站在五四百年和新中国成立70年这个历史交汇点上，回到百年前的论争起点不是为了论争本身，而是为了各位能够交换真知灼见。”

最后，颜梅还表达了对于未来的期待：

期待通过这次会议，能够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戏剧影视学科。各位贤达贡献的智慧，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明年人民大学文学院将迎来她的六十周年纪念日，相信未来人大文学院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平台，进行更加深入的研讨。

期待通过研讨会的举办，能够在交流中形塑共识，形成从东亚到亚洲到世界的文化共同体。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相信中国戏剧文化在创新型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在世界舞台展现魅力。

希望各位和人民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学科能够共同发现戏剧影视文化方面的问题，回答好教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问题，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

文 黄今秀